（一）

　　1949年新中国诞生，如日出东方，充满希望。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宣告：“我们将以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2月23日，在部分地区依然燃烧战火的背景下，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教育部长马叙伦在报告中指出：“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这种新教育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新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集体初衷——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长达70年的教育减贫“大战”从此拉开序幕。

　　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年，中国经历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长期战争，可以说是一穷二白。1949年人均GDP只有49美元，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农村地区文盲接近95%，有些地方甚至十里八村也找不出一个识文断字的人。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到：“中国是一穷二白，穷就东西少，粮食少，油类少，钢铁少，机器少，各种东西都少。中国这么多人，又这么穷，这成一个什么样子！白就是文化程度不高，不好。”一穷二白是中国的现实，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历史使命。

　　治贫先治愚，贫是愚之表，愚是贫之根。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就十分重视教育在治贫治愚中的重要作用，其重视程度之高，文件出台、领导讲话密度之强，动员范围之广前所未有。1949年10月1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工会文化教育经费用途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工会文化教育支出中教育费应占60%。1950年6月1日，周恩来以政务院总理名义发布的《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指示》明确指出，职工业余教育的内容以识字为主。1950年12月14日，政务院批准并转发了《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批示》，首次提出扫除文盲的对象和标准——为全球教育扶贫创立了先例。从1951年起，一场由政府领导、群众组织参与的识字运动在举国上下全面展开。1952年政务院第156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进一步明确提出：“教育方面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扫盲……我的意见，可以争取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里扫除文盲。”在农村争取1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扫除农村2亿多青壮年文盲。到1953年底，全国共扫除文盲近408万人，首战初捷。

　　中国扫除文盲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成为世界的典范。从1949年代初到1981年，全国共扫除文盲14144.8万人，在被扫除的文盲人口中近90%是农民。其中，扫除职工文盲约1000万人，职工中文盲减少到5%左右；扫除农民文盲13000万人，农村青壮年中的文盲减少到25%左右。

　　（二）

　　中国扫除文盲的道路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扫除文盲的成功道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智力贫困也不是社会主义。教育减贫是一条将过重的人口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的发展道路，是一条党和政府领导全体人民消除文化愚昧和知识文盲的发展道路。中国党和政府在扫除文盲的成功探索和伟大实践，形成了一套扫除文盲工作行之有效的思路、模式和方法：

　　——领导体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将教育扶贫工作确定为基本国策，由党和政府最高领导层亲自设计、组织、参与和发动，形成了科学的扫盲工作领导体制。

　　——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教育扶贫工作取得成功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党和政府充分发挥理论、政治、组织、制度和密切联系群体的优势，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生活全面改善。

　　——社会动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全民参与教育扶贫的人民战争。

　　——合作机制。中国政府真诚地与国际组织合作，虚心学习世界各国扫除文盲的成功经验，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等国际组织指导、帮助和援助，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组织扫除文盲工作，真诚地履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扫盲责任。

　　世界银行认为，几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脱贫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是6个人口大国中唯一一个全面实现联合国全民教育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世界减贫的最重要力量。按照国际通行标准统计，1978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高达25000万，1990年下降到8500万，2000年降至3209万，2001为2927万。从1978-2001年，中国农村人口的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3.2%。同样，从1978-2000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5.0年上升为7.79年，文盲人口2.4亿下降为9960万。2000-2010年，15岁以上文盲人口再次下降3977万人，文盲发生率降至4.88%。教育减贫取得关键性胜利。

　　（三）

　　贫困是一种长期的历史性现象。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传统因素、个体因素。由于教育发展水平与机会差距，在贫困地区将出现两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即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落后-教育机会短缺-劳动力素质不高-经济发展缓慢-教育投入不足。为此，从中央到各地政府全面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教育投入，全社会共同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将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从单纯的“输血”转向“造血”功能的培育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持续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

　　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是中国确定的目标。”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一场教育扶贫的最后攻坚战正式开始。

　　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国家统计局公布，1978年中国贫困发生率高达97.5%，贫困人口规模达7.7亿人。1985年78.3%，6.6亿人；2012年10.2%，9899万；为2018年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至1.7%，人口规模仅为1386万人，6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8500多万。著名汉学家吉来认为：“中国是唯一把自己从贫困提升到富起来状态的一个大国。”

　　教育是反贫困的重要手段，更是阻遏智力贫困代际传递不可替代的重要工具。为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问题，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经过多年努力，已经建立起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为主体的、多元的高等学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学生资助工作做到各个教育阶段全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应助尽助”，基本实现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2018年公布的数据表明，全国资助学生9590万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1882亿元。近年来，全国共资助学生达到5.2亿人次，资助经费总投入达到8864亿元，实现了一批又一批贫困家庭子女上大学的梦想。

　　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2018年，教育扶贫工程正式启动，重点对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680个贫困县实施的一项重大民生工程。2018年2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进一步确定：到2020年，“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各教育阶段建档立卡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程全部资助，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通过精准建立“三区三州”教育扶贫台账，加大中央政策与财政支持，稳步提升“三区三州”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018年，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任务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必须取得决定性进展。进一步解决好部分农村和贫困地区辍学率较高的问题，对辍学高发区进行重点监测，确保2020年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教育部确定，到2020年各省（区、市）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均达到90%以上。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提高贫困家庭新增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技术和就业能力，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少，教育减贫取得决定性胜利。

　　总之，70年，中国创新了教育扶贫的思想、理论和模式，为人类消除扶贫作出了巨大贡献、提供了先进经验：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实现教育扶贫成功的制度保障；二是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是中国成功实现教育减贫的领导保障；三是顶层设计、持之以恒是中国教育减贫工作目标实现的组织保障；四是社会参与、分工协作是中国教育减贫工作顺利进行的机制保障。70年，中国人民在摆脱了经济贫困的同时，基本消除了智力贫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期望的“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正在变为现实。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