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化是依托于丝绸之路的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丝路慈善是丝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汉武帝时，就有张骞出使西域“牛羊以万数”“使遗之他旁国”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变迁更迭，丝路文化不仅没有消退，反而经历了唐、宋、元、明几个朝代，丝路慈善亦得以传承与发展，历久弥新。进入近代以后，慈善不再只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产物，而是作为一项专门的事务走向域外。宇内与海外热衷于慈善的华人，竭尽所能，对遭受重大天灾人祸的国家、地区，予以人道主义援助。时至今日，丝路文化早已超越既定“路”的地理范畴，既植根中华，又面向世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体现。华人慈善是丝路文化践行与传播的主体，二者相伴而行，对“一带一路”文化根脉以及价值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对华人慈善与丝路文化的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识者正之。

　　丝路文化中的本土慈善

　　丝绸之路中的文化交流碰撞始终是双向的，除了直接的商品贸易，社会生产、文化习俗、民族宗教等皆是如此。早在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之间，源于河南仰韶的彩陶文化与中亚的青铜文化就已发生碰撞，展示了早期丝绸之路的基本轮廓。汉代丝路最初以联络西域诸国共击匈奴为目的。随着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与成熟，经济、文化的交流成为了主要内容。这一过程具备突出的民族性，特别是植根于华夏文化的本土慈善，成为丝路文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

　　最直接的表现是中原先进的生产与文化习俗的传播。中原地区的铁器冶炼、农业水利、纺织种植、造纸制药等技术传入域外的同时，类似于儒家、道家以及其他中原朴素的慈善思想也对域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书于晋代的《楼兰简》即有“仲尼”二字，高昌国自第一代王麴嘉起，就设博士教以儒家经典。吐鲁番出土蒙书《太公家教》多宣扬忠孝、礼仪、修身、重贤等内容，类似于“孝敬里”“顺义乡敦教里”等尊老记述在高昌墓志中屡见不鲜。北凉王蒙逊极崇儒学，“求周易子集诸书”，故而宽厚仁怀。敌国后凉遭大灾，蒙逊一次送粮万斛，以接济灾民，“百姓怀之，乐为之用”。老子作为道家代表人物，在秦地作《道德经》后，即与尹喜游历西域之地，甘肃天水、临洮凤台山、敦煌三危山与新疆和田等地皆有发现早期老子道观。道家的神秘学与西域方术结合，其“天道德善观”产生了广泛影响，遂有“老子化胡”之说。唐朝李氏以老子为先祖，太宗将《道德经》译为梵文，“以遗西域”。金元时期，道家为成吉思汗尊崇。丘处机远赴西域，历时两年多，行程三万余里，以“一言止杀”传为美谈。本土文化中的慈善思想在域外传播的同时，域外宗教慈善也对宇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古代丝路慈善自汉至明，经久不息，但也时刻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只是丝路交流中的间接产物。类似于本土慈善中广泛分布的养济院、六疾馆、漏泽园等慈善机构也并未延伸到域外。进入近代以后，随着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等新型慈善团体的出现，慈善成为了专门事务走出国门。尽管当时国力弱小，但这些本土慈善人士和机构秉承“救灾恤邻”“己饥己溺”之情怀，摒弃国与国之间的偏见冲突，对域外的天灾人祸等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救援，如为1906年的旧金山地震、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年的俄国春旱、1923年的日本关东地震等提供了人力与物力支援。与此同时，以海外“潮人”为代表的慈善团体陆续出现。这些南洋华人循着“海上丝绸之路”的踪迹，其慈善事迹遍布越南、马来、暹罗、新加坡等地，无论在灾荒救助、乔乡教育、公共卫生，还是抗日援华等，皆作出了突出贡献。

　　古代与近代丝路慈善，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侧重虽略有不同，但在根源上却是一致的，即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与域外交融形成多元文化，构建出丝路文化的本体，丝路慈善也随之具备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与国家性，并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与丝路慈善的现实思考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丝路经济焕发新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即“一带一路”。丝路经济带横穿整个欧亚大陆，据统计，其辐射影响范围达到约4900万平方公里，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丝绸之路的延续，始终以和平交流为基调和底色，不仅是经济合作的战略框架，更为文化交流与慈善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丝路文化与华人慈善在当代的结合，反映了历史的延伸和现实的需求。丝绸之路不仅是经济与文化的交流通道，更是慈善理念传播的重要载体。华人慈善组织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有效地参与到沿线国家的发展中，同时传播中华文化的慈善理念。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促使华人慈善在国际合作中更加注重多元文化的尊重与融合，通过吸纳借鉴丝路慈善的历史经验，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与不同国家的政府与慈善组织合作，推行具有全球视野的慈善模式。

　　总之，丝路慈善作为丝路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精神内核，见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的传承与创新，彰显着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爱好和平、共同发展的思想理念。丝路慈善消融了不同种族、国家、文化的隔阂，跨越了历史、文明、地理的界限，为现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消除了阻碍。丝路慈善历史悠久，同时又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在过去、现在与未来，对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都具有非凡的意义与前景。

　　{此文系2024年10月11日在银川“首届丝路慈善大会”上的主旨演讲(本报有删节)。作者周秋光系中华慈善总会专家委员、中国社会史学会慈善史专业委员会会长、 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万佳敏系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