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星期日泰晤士报》富豪榜的又一个丰收年。英国有150位亿万富豪，身家达5250亿英镑，创了历史新高。相比之下，尽管失业率较低，但工资滞涨和“低劣”的工作导致了创纪录的“在职贫困”。这并非夸大其词，全世界的公众舆论都在反对亿万富豪，越来越多的政治声音在争论是否应该积累如此多的个人财富。

　　去年，历史学家拉特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敦促富人“停止谈论慈善事业，开始谈论税收”。感觉到是时候，美国高净值人士组成的“爱国富豪”(Patriotic millionaire)组织，该提出结束对富人的减税，英国亦是如此。

　　通过数字链接在一起、见多识广的公众不太可能友好地接受21世纪翻版的“喧闹的20年代”——一方面是年轻有为的青年展示着自己的财富，另一方面是《雾都孤儿》式的贫困匮乏，而超级富豪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根据美国财富研究最新调查《2019年超高净值捐赠趋势》显示，这种自我意识正在影响新一代科技、数字和在线零售亿万富豪回馈社会的方式。

　　传统的慈善行为，如在医院和博物馆大楼刻上名垂千古的家族名字，新一代大捐助者不会如法炮制。相反，这些新一代超高净值人士将解决问题，即“颠覆性”引入其捐赠策略。那么，这对于传统的筹款模式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当我们探究这种“慈善资本家”的心态时，我们需要牢记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财富调查报告中推测出一些线索:

　　1. 知识就是力量——现代的大捐助者不喜欢“丢下支票就走”。他们采取更具战略性的方法:他们希望确切知道自己的钱是如何使用的，以及会产生何种影响——并要用数据来证明这一点。慈善机构需要说他们的语言，展现影响力，用“商业行话”证明其投资有回报。

　　2. 45岁以下的人有不同的优先目标——教育是所有年龄捐赠者的首要目标。在美国约翰逊慈善中心看来，年轻慈善家们还为动物保护、环境和社会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不是其父母和祖父母经常支持的文化事业。在65岁以上的超级富豪中，艺术排在第二位，但在45岁以下的超级富豪中，艺术的排位远低于此。65%老一代捐赠者捐款支持艺术，而在年轻捐赠者中，这一比例仅为35%。

　　3.更早地参与慈善和捐赠——年轻亿万富豪希望积极参与自己选择的事业。许多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配他们的时间和技能。慈善事业被许多人视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下一个阶段，即财富积累之后的阶段。他们积累财富；然后花掉它。老一代亿万富豪往往在退休后专注于慈善事业，而新一代则更早地参与其中，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专业技能。这意味着他们的慈善工作将与他们的创业生涯并驾齐驱。慈善机构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年轻捐赠者在私人部门的工作与他们的慈善价值相匹配。

　　4. 少即是多——随着年轻亿万富豪越来越亲力亲为，他们参与的慈善事业越来越深入，但参与的慈善事业却越来越少。例如，彭博社的大卫•拉姆利(David Ramli)在2019年9月报道称，五位中国继承人将气候变化作为他们慈善事业的唯一聚焦点。

　　5. 协作是关键——“捐赠誓言”最初是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和沃伦•巴菲特老一代捐赠者提出的，目的是鼓励财富的长期战略再分配。此后，全球200多名超级富豪承诺捐出自己的大部分财富。但这种捐赠方式在年轻一代亿万富豪中普遍比年长一代更受欢迎。它使赞助人成为合作伙伴，直接参与决策和政策规划。这种共同创造的趋势意味着博物馆建筑上家族名字的减少，董事会席位的增多。

　　在国家财政不确定、公众监督增强和道德意识关切日益增加的时候，体现新一代捐助者的要求并非没有挑战。我们并不是建议回到18世纪的赞助癖好，而是我们可能需要在未来的筹款和资源分配模式中纳入更多的共同创造战略。如果我们要在棘手的资助浑水中前行，我们就必须认真对待这批新的支持者，并大胆地为他们的支持提出充分理由。全球最富有的千禧一代的总资产为2350亿美元，而且还在增加。这些颠覆性的科技亿万富豪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未来几年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继续证明显而易见的财富差距的正当性。我们应该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

米歇尔•赖特（MICHELLE WRIGHT），CAUSE4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米歇尔在进入慈善领域之前，曾就读于伦敦吉尔德霍尔音乐与戏剧学院，专业演奏小提琴。米歇尔是英国领先的B型公司（社会企业联盟） Cause4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也是英国斯托克波特交响乐团（SSO）艺术理事会艺术筹款和慈善项目总监。

　　摩诘译，译自《慈善影响力杂志》Philanthropy Impact Magazine ISSUE 23 | SUMMER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