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全球范围，我们拥有了一代引人注目的社会变革领袖。他们证明，在应对个人和社会层面面临的全球挑战可以取得一定的进步，目前的中心主题聚焦于通过与政府、民间组织和私人部门更深层的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拥有了比以往更多、资源亦更丰富的慈善家，许多慈善家雄心勃勃，意在产生宏大深远的影响力。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新慈善家希望改变世界，而无意以商业流派自居。”全球范围亿万富豪的数量迅速增长，据巴克莱财富管理公司的一项调查发现，全球70%的亿万富豪自称，他们活跃于慈善领域。目前“捐赠誓言”已动员了约170名来自21个国家的富有的个人和家庭，承诺捐出其至少一半的预估净值，总额已达800多亿。

　　前所未有的这些资产，随时准备着帮助推动体制变革——通过汇集关注各类社会议题的主要行动者，从根本上解决破碎的体制，以持久深远地改善数以百万计民众的状况。

　　令人遗憾的是，市场失灵成了绊脚石：鲜有行之有效的机制，将寻求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领袖与有兴趣提供相应规模和种类资本的慈善家，即取得成功所需要的伙伴匹配在一起。结果，这两种强有力的资源依然各自为阵，皆无法充分发挥其影响社会的潜力。犹如一英亩基金（One Acre Fund）共同创始人、CEO安德鲁·杨（Andrew Youn）所言：社会变革领袖往往囿于从小处着眼。每年，我们都千方百计填补年度预算的缺口。然而，在罕见的情况下，有远见的慈善会对我们提出质疑，促使我们从大处着眼，将改变整个体制作为愿景。当拥有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的组织与寻求变革的资金结合起来，人类最大的挑战实际上是可以解决的。

　　近年来，笔者与全球数以百计的慈善家和社会变革领袖就市场失灵交谈过。本人的工作和经历使我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我们想实现自己的潜能，必须克服如下三大障碍：

　　1、大多数捐赠依然小而分散，与广泛持久影响力之需要不尽匹配。

　　即使真正的社会变革领袖想方设法将这些资金拼凑在一起，以寻求全国性、地区性或全球性的持久影响力，要达此目的，亦不得不花费非同寻常的时间和精力。大多数资助低于1000万元、时间较短（1-2年），使用亦常有限制，且非常分散的。此现象不仅与实际需要不合拍，也与我们为了获得深远持久之结果不合拍。

　　此外，社会变革领袖缺少获得各种非金融支持的捷径，以加快体制变革的运作。政策、法律、技术、营销及绩效管理等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可能是取得成功的基本要素。另外，捐赠者的表达、网络和号召力对慈善事业来说，也是特殊的资产。然而，如今还鲜有慈善家提供这种整体性支持。如某位卓越的变革领袖所言，“我希望，不要说‘你如何取得大规模的改变？’”，而是问‘我们如何可以帮助你取得大规模的变化？’”

　　2、做好投资准备的体制变革努力极为罕见；鲜有社会变革领袖已建立推动体制变革的稳健战略、能力和伙伴关系，尽管许多领袖拥有这样做的远见和能力。

　　无论是今天，还是历史上，都有富有远见的社会变革领袖推动体制变革的范例。维基·科尔伯特（Vicky Colbert）采用新学校教学模式（the Escuela Nueva model）改变了哥伦比亚农村教育体制，美国的伊万·沃尔夫森（Evan Wolfson）推动了婚姻平等运动，以及海洋管理委员会为了让全球海鲜市场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等，是其中的几个典型案例。

　　然而，这样的例子仍相对稀少，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种种挑战，以及上面所描述的融资市场缺少对他们的支持，这种状况并不令人惊讶。我遇见许多来自经验丰富的组织的领袖，他们渴望并业已着手为体制变革制定令人叹服、可信的规划，及建立伙伴关系，但许多人需要具有针对性的支持，从而使其计划落到一个为真正大规模投资做好准备的地方。

　　3、对慈善家来说，还缺乏足够有效的机制来发现和支持潜力巨大的投资，而且以一种深度的、富有意义的方式相互连接、共同合作，尤其是跨界合作。

　　许多慈善家希望进行大笔投资，来帮助解决全球的各种问题。然而，如果不设立自己的大型基金会，可能难以发现、诊断、建构和支持推动大规模变革的各种尝试。如某个资金充足的家族基金会的CEO感叹的，“洋洋洒洒谈论下大注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不过，如果我想签一张大支票，却不知上哪儿签。未见有人开拓和扩展这种机遇，或持续支持这种机遇。”

　　然而，当资助机构共同合作，它们可以帮助召集其他人，激励跨部门行动者结成联盟，汇集来自政府的、多边的、企业的和各种机构的合作伙伴的资金和资源。它们还可以汇聚不同的资产和专业技能，而这对于支持复杂的体制变革的尝试来说尤为重要。事实上，即使最富有经验、深思熟虑的捐助者，有时也会用各自不同的战略视角让受助者无所适从，因此围绕着某个共同愿景结成联盟，对于趋向大规模的结果来说，的确有巨大帮助。然而，除了少数例外，目前大多数慈善依然各自为战。

　　可复制的协同慈善新模式

　　作为回应，如今我们启动了“协同影响力”计划，这是协同慈善的新尝试，它汇聚了全球的捐赠者，旨在改变发展中国家成百上千万民众的处境。

　　我们相信，协同对于解决全球最棘手的社会挑战至为重要，这种协同需要运用新的、更完善的机制，来有效地将杰出的社会变革领袖和勇于担当的慈善家彼此匹配在一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台和“群”，以让世界各地的慈善家在追求非凡成就的同时，以富有意义的方式来奉献和相互学习。我们希望能够为更多的慈善家进行协作，推动大规模的变革，提供有力的论据。

　　“协同影响力”将以未来几年投资5亿美元于潜力巨大的体制变革项目作为起点，这些项目是由经验丰富的社会变革领袖设立和驱动的，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弱势群体提供医疗、教育和经济机会。我们的核心伙伴将会协同提供战略咨询，挑选值得资助的项目；其他的捐赠者则会成为某些特定尝试的共同投资人，而我们的“协同影响力”网络则致力于为更广泛的个别捐赠人的连接、学习和参与提供机遇。

　　协同影响力之设立，旨在解决上述三个障碍：我们的体制变革资助，5年最高可达5千万美元。每笔资助皆有单一而统一的要求和报告制度，并辅之以一套完整的非金融支持，包括对战略规划、项目管理、技术、政策和倡导、政府关系、测量和评估，以及利用额外资助等提供技术援助。每个项目都会得到我们的“捐赠人社区”的支持，包括意见、号召力、专业知识，从而围绕某个共同愿景结成联盟，一起为慈善事业作贡献。

　　我们受到了“蓝色子午线伙伴”和Dasra的启发。“蓝色子午线伙伴”是一个影响力驱动慈善家的伙伴组织，旨在寻求改变美国贫困儿童和青少年的机遇。Dasra则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生态体制”，从而使知识创造、能力建设、战略资助和协同成为可能，以改变8亿印度人的生活。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感来自世界各地、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变革领袖。我们渴望给予他们财务和非财务支持，推动体制变革，以改变千百万人的生活。

　　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a_new_model_of_collaborative_philanthr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