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彼得·福滕博（Peter Fortenbaugh）
半岛男孩女孩俱乐部执行长，哈佛商学院MBA，曾担任麦卡锡咨询公司顾问

Illustration Dr. Seuss characters TM & ©1961 Dr. Seuss Enterprises, L.P.

　　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在就寝前给三个孩子朗读苏斯博士故事集。近来，我一直在琢磨非营利组织领袖与捐赠者之间的关系，突然想到了《我究竟怕什么？》的故事。它描述的是小说主人公害怕一条绿裤子，以及这条绿裤子恰恰也害怕主人公的故事。故事的结局，它们都意识到没什么好怕的，而最终成了好朋友。

　　我回想起了第一个场景，当绿裤子飘然而至时，主人公隔着田野带着惊恐的神色看着。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经历。我屡次经历如下的场面：某个捐赠人即将到访，大家焦虑地准备着。我们不知道结果如何，充满着紧张不安。

　　然而，猜猜结果如何？捐赠人往往也如出一辙。我清楚，因为我一直也是那条绿裤子。15年前，我就职于一家科技公司。我想更多地介入我所在社区，为缩小机会差距尽一份力。我开始了一个慈善家的旅程，并与慈善工作坊、遗产创投（Legacy Venture）和硅谷社会创投基金等组织建立了关系。我发现“男孩女孩俱乐部”离我家仅一里之遥，就成了其捐赠人。随后，我渐行渐远，成为了其一名员工。我仍是一个门外汉，不知道该如何起步。我遭到了某些员工和家人的白眼，感受到就像苏斯博士笔下的主人公一样的惊恐不安。

　　这种不安感所引发的问题，是让所有参与者产生了毫无必要的紧张感。更糟糕的是，它降低了效率，削弱了我们旨在取得的社会影响力。

　　我观察到，这种紧张感往往是由捐赠人-非营利组织关系的5个不平衡所引发的：

　　1、 责任担当的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可以用鸡和猪的智力游戏来加以说明。猪和鸡打算合伙开一家早餐馆，它们的特色餐是培根和鸡蛋。鸡与猪之间的区别在哪里？鸡旨在参与，而猪则全身心投入。对鸡来说，这只是一天下几个蛋的事儿。可对猪来说，这是提供培根的终生志业。

　　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我是这只鸡。我干自己的活儿，然后回家。我有出力，但我不能说尽其所能。现在，我感到自己在“男孩女孩俱乐部”的工作——就像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领袖一样——是一个志业。与个人是深度相关的。我们全身心地希望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捐赠人和理事会成员来了又走了，似乎并不那么尽心尽力，我有时会感到沮丧，甚至愤怒。

　　解决这种不平衡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带着个人色彩看待理事会成员的缺席。他们是义务奉献自己的时间的，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看到，大多数理事都有另外的工作，或者别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在乎，为什么他们奉献自己的时间和财富于某项社会使命？我需要比较的是他们对社会其余部分的投入程度，而不是与我自己进行比较。我需要关注的是他们奉献的时间。原因在于我是有报酬的，而他们则无报酬。

　　与此同时，捐赠者通过长期投资可以减弱不平衡。大多数非营利组织试图解决棘手的问题，但进展缓慢。我们最信任的关系是与长期捐赠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当我收到一年或两年拨款计划书时，我禁不住会嘀咕，捐赠人的优先事项是出于自身的捐赠策略，还是考虑到我们组织的使命。如果他们真的相信我们的使命，为什么过了一、两年后他们想离开呢？

　　2、 信息不平衡

　　我最初决定捐钱给“男孩女孩俱乐部”纯粹基于其使命。我不知道如何评价成功，我甚至不能确定什么是正确的问题。由于看不透问题的实质，作为一个捐赠人，我有点沮丧。

　　当我成为其员工后，我是通过对透明度的承诺来解决这种信息不对称。我们从不内部讨论那些不能对外分享的任何东西。我们的捐赠人常常感谢我们的开放性，这培育了信任。

　　当然，彻底透明伴随着自身的风险。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精力充沛的硅谷CEO，他突然开始盘问我的设想和数据。他想知道为何我们不做得更多。我感到自己身陷包围之中，倍受怀疑。我全身心倾注于我们的使命上，想弄明白为何他对我们的成就如此挑剔。他想从我身上得到些什么？我只想赶快离开那儿。后来，当我的情绪渐渐平复后，我意识到他的追问实际上是一种尊敬的表示。我成功地让一位大魔法师感到了兴趣，他给了百分之百的关注和能量。他带有挑衅性的质问是一份礼物。如今我们设法在“半岛男孩女孩俱乐部”培育一种新的组织文化，我们欢迎彼此间的质疑，以此作为一种不断求得完善的方式。事实上，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我们干得有多出色”这种空洞的陈词滥调更令人泄气的了。

　　我看到员工因为害怕印象不佳，对与捐赠人分享资料犹豫不决。然而，尽管捐赠者关心结果，但他们更关心的是我们的运作方式。我们如何汲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他们想投资的是能够提出好问题，并善于不断学习的团队。值得指出的是，实际上显露某些失败和不足是有益的。捐赠人和理事想加入的组织，是那些仍有改善余地的组织，他们感到在那样的组织中可以有所作为。

　　另一种扩大信息不对称及激化捐赠者不安感的做法是，当非营利组织CEOs与理事会一起管控所有的沟通。事实上，一线员工通常比CEO更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可以提供更丰富的见地。在我们的机构中，我们赋权每个人可以直接与捐赠者和理事会沟通，由此我们可以激发、培育和鼓舞一个坚强的一线团队。我们的后备管理队伍是雄厚的；我们的机构无需依赖于我的引领。这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容易，毕竟我无法应付管理与所有捐赠者沟通的工作量。

　　捐赠者通过投资于一般运作支持，有助于避免信息不对称。作为常务理事，我经常思考如何最佳配置我们捐赠人的稀缺资源，使投资回报最大化，因此我们的预算体现了我们集体的最佳思考。当揣着拨款的资助人登门而入，会引导我们偏离现有的计划，这会令人心烦意乱，甚至感到沮丧。一般运作资助可以帮助我们集中精力执行现有的优先事项，避免将时间花在为一次性报告而精心策划的指标和财务上。这种资助可以让我们变得更透明。（待续）

　　译自《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官网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strengthening_donor_nonprofit_partnersh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