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资助机构可能都希望具有“战略性”，即他们的捐助不仅仅是各个部分的总和，然而战略慈善在过去十年间具有某种更具体的涵义。战略慈善的概念，源自1999年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雷默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慈善新议题：创造价值”。

　　波特和克雷默认为，战略慈善必需贯彻如下四件事：

　　1. 在特定领域取得（可测量的）出众的绩效；

　　2. 选择独特的定位；

　　3. 介入独特的活动；

　　4. 为了聚焦某些机遇而放弃另一些机遇。

　　战略慈善还必需包含决定不做什么，波特和克雷默认为，这“是检验一个基金会（或任何组织）是否具有战略的试金石”。

　　克雷默在后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战略慈善的三个要素是“确定人们希望发生的变化，阐明内在的价值观和优势，以及探明外部需求”，“只有同时从事这三件事才可能形成完整的战略”。正是在这里，波特和克雷默将实际的“研究”转变成了某种假定的普遍理论，从而陷入了“理论分析”的陷阱。

　　波特和克雷默的概念为一些自称战略慈善家的基金会所进一步拓展。如皮尤慈善信托基金会（Pew Charitable Trusts）的丽贝卡·里梅尔将战略慈善定义为：

　　对我们来说，战略捐助具有一个界定清楚的目标，该目标大于单个项目的目标。单个资助项目本身不可能是‘战略性’的。它一定是一系列有着具体聚焦点的资助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单个资助项目具有明确的、可实现的目标。战略资助对某个问题还还会产生可识别的影响力。我们所做的不止是提供创可贴，最理想的是，可以发挥超越治标的作用。我们的目标是识别内在的原因，因为对症下药才是有限资源可以有所作为的唯一途径。

　　斯坦利·卡茨在对各种慈善“新”模式的出色批评中指出，也许你也深有同感，此刻“我被一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所击中”。战略慈善（至少如克雷默和波特所表明的）看来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它可以涵盖不同的资助形式，更具体地说，它似乎与所谓的慈善“最佳实践”没什么区别。

　　译自Grant ,Peter,2012,The Business of giving：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hilanthropy, Grantmaking and Social Invest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