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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斯托克顿市电 — 一直以来,位于加州中央山谷(Central Valley)的斯托克顿市(Stockton)都是展示各种痛苦来源的“最佳案例”: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掀起了一场席卷全美的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灾难风暴,而斯托克顿市就处于这场灾难的中心。受此影响,该市不得不宣布破产。无家可归的居民挤在铁轨沿线附近的帐篷之中,破旧失修的人行道两侧满是停业倒闭的店面,帮派暴力活动更是十分猖獗。
如今,斯托克顿市希望将自己打造成消灭贫困的模范典型。他们计划开展一场简单而且非正统的实验:每个月向大约100户当地家庭发放5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的现金补贴。这个项目最快将于秋季开始运行,持续时间大约两年左右。
作为第一个尝试所谓“无条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项目的美国城市,斯托克顿市将密切关注项目开展之后的运行情况。由于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社会科学家都在积极调研,想要找到一种让更多人分享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收益的有效渠道。他们也将聚焦斯托克顿市,详细了解该实验项目的运行情况。
拿到钱后,单身母亲是否会雇人照顾孩子,然后利用腾出的时间去大学接受教育?曾经交了电费账单就没钱买学习用品的人是否不再需要面临进退两难的选择?当地家庭是否会在日常饮食中增加更健康的食物?
斯托克顿市的市长迈克尔·塔布斯(Michael Tubbs)是一位创造历史的人物。27 岁那年,他成为这座规模相当大城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也是该市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基本收入是一个定义宽泛的术语,常常出现在人们视野中,但其核心要旨始终是政府向广大居民发放现金。它基于的逻辑是,一旦所有人——既包括穷人也包括富人,既包括有工作的人也包括失业的人——都能拿到政府补贴,传统社会福利计划带给受惠者的耻辱感便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政府补贴还能确保所有人都能衣食无忧。
斯托克顿市并不是突然之间决定在本市范围内开展社会实验。长期以来,加州一直都在尝试各种政府治理领域的全新手段。今年六月加州初选来临之际,大部分人的关注重点都集中在经济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上。
民粹主义暴动正在严重破坏自二战后形成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从欧洲、非洲到北美洲,越来越多人认为基本收入制度具有潜在优势,能发挥稳定剂的作用。试图重构资本主义,构筑更公平分配机制的社会思想家认同基本收入制度的理念,担心自己发明创造可能带来减少工作岗位问题的技术专家也支持建立基本收入制度。
历史上,基本收入这个理念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数个世纪以来,社会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一直对它兴趣十足。十六世纪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在小说《乌托邦》(Utopia)中提出,和以死刑相威胁相比,公共救助能更好地减少偷窃。
到了二十世纪,提倡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出负所得税理论(negative income taxes),认为政府应该向最穷的贫困人口发放现金补贴。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Rev.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则拥护构建“固定生活保障收入制度”(the guaranteed income)。
金博士留下的政治遗产和思想遗产在斯托克顿市得到了发扬光大。斯托克顿市的市长迈克尔·塔布斯是一位创造历史的人物。27 岁那年,他成为这座规模相当大城市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也是该市历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塔布斯在斯托克顿市南部长大,从小便目睹了发薪日放贷人和典当行对处于绝望中低收入劳动人民的压榨和剥削。他的父亲因为帮派犯罪入狱,母亲则在医院的客户服务部门工作。为了按时缴纳各种账单,母亲每个月都苦苦挣扎。他们家一直依靠社会救济和政府发放的食品救济券勉强度日。
因为担心儿子落入社会上的各种陷阱和诱惑编织的圈套之中,塔布斯的母亲坚决不让他提前出门打工,而是让他在家专心看书学习。
他回忆说自己在邮箱边打开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大量警车突然涌入街区。一时间警灯闪烁,场面混乱不堪。原来警察是因为贩卖毒品罪来抓捕邻居的儿子。
成长过程中,塔布斯身边的很多成年人都同时做着好几份工作。但他们依旧无法按时支付账单,每天都被巨大的生活压力压得直不起腰。
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掀起一场席卷全美的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灾难风暴,而斯托克顿市就处于这场灾难的中心。受此影响,该市不得不宣布破产。
“人们都在拼了命地工作,”塔布斯说,“他们不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只是为了勉强糊口罢了。”
最终,塔布斯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在高中年鉴上,朋友们用潦草的字迹写下祝福话语,祝贺他“成功从混乱贫困的条件中突围,考入顶级名校”。
大学期间,他曾经在奥巴马总统治下的白宫担任过实习生。2012 年从大学毕业后,他便开始在斯托克顿市的一所特学高中讲授民族研究、政府和社会领域的知识。与此同时,他还在斯托克顿市议会任职。
特朗普总统当选那天,斯托克顿市的 30 万选民将塔布斯选为自己的市长。
努力工作却依旧苦苦挣扎
十九世纪淘金热期间,斯托克顿市是淘金者的中转补给站。随后该市开始转型,逐渐变成移民工人的聚集地。这些工人辛勤劳作,在加州中央山谷的果蔬农场里挥洒着自己的汗水。
从全国范围来看,基本收入更像是一个宏伟的愿望,而不是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如果在美国推行基本收入制度,每年向每个美国人发放 1 万美元,全年的总体支出将高达 3 万亿美元。
千禧年过后,斯托克顿市又变成卫星城市,发挥起郊外住宅区的作用。该市距离旧金山和硅谷很近,最远不超过两小时车程,因此很多在大城市租住不起房子的人便来到斯托克顿。
受金融危机影响,斯托克顿市的房价暴跌不止,当地失业率也在 2011 年早些时候达到 19%。面对压力,该市被迫宣布破产。
塔布斯接过市长职务时,接近四分之一的当地居民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之下。当时,斯托克顿市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只有 4.6 万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大约四分之一。25 岁以上成年人中,只有 17% 的人拥有大学学历。人们始终被汽车故障等生活琐事所困扰,无法安心工作。
政府官员和社会科学家都在密切关注斯托克顿市无条件基本收入项目的开展情况。由于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有关部门也在积极调研,想要找到一种让更多人分享全球资本主义所带来收益的有效渠道。
塔布斯说:“贫困是最大的问题,也是我们所面临一切问题的源头。很多居民拼命工作,可一旦生活出现意外,他们得不到任何保障,将直接跌入深渊而无法自拔。”
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人开始拥护建立基本收入制度。就职之后,幕僚也建议塔布斯推行基本收入制度,借此消灭贫困。
基本收入项目与严格规定补贴资金使用方式的政府项目不同,它定期向民众发放资金补贴,但却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支持这一制度的人们认为,穷人比政府官员清楚如何花费到手的补贴才更为合理。相比于填写大量申请表后等待会见政府工作人员的传统救济渠道而言,基本收入项目能帮助穷人节省大量精力,确保他们有更多时间去找工作、学习技能或者陪伴孩子。
在地球的另一端,芬兰正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负责执行的是位于高速公路旁边的创业企业孵化器 Y Combinator;加拿大的安大略省也准备开启社会实验;非营利组织 GiveDirectly 正在肯尼亚的偏远乡村地区向贫困人口发放现金补贴。
所有这些实验项目都遭到各种各样的质疑。有人警告称无条件现金补贴将会打消人们工作的积极性,使得穷人领取救济之后便不再愿意出门工作。最近,芬兰决定不扩大目前基本收入社会实验的范围。
如果美国开展每年向每个美国人发放 1 万美金的基本收入项目,全年的总支出将达到 3 万亿美元。连一些提倡扩张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者也反对这个提议,因为他们担心此举会导致现有社会救助项目的资金出现短缺。
尽管如此,在工作就能养家糊口的传统制度出现问题的今天,为获得媒体曝光和选民支持的政客还是提出了大量非常规的解决思路。
去年春天,塔布斯在旧金山举办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娜塔莉·福斯特(Natalie Foster)。福斯特是倡导组织经济保障计划(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联合创始人,而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推动无条件基本收入理念发展。Facebook 联合创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也是该组织的成员。
基本收入的理念在硅谷大受欢迎。人们认为这是一个时髦的想法,能解决大家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社会影响的担忧。善于创新的专业人士研发出能让贫困人口更加贫穷的发明,制造出替代人力的机器人。与此同时,他们还借此获取了数目令人震惊的巨额财富。因此他们希望建立基本收入制度,以此作为对贫困人口的补偿。
斯托克顿市经济赋权示范项目主管洛里·奥斯皮纳(Lori Ospina,左)与该市的社会活动家贾丝明·德拉法斯(Jasmine Dellafosse)会面。奥斯皮纳认为,人们能够在基本收入实验项目过程中收集真实有效的科学研究数据。
经济保障计划组织迫切希望向世人展示基本收入制度的另一个优势——它拥有巨大潜力,能帮助现在被各种问题烦扰的社区走出困境。它适合于想要成为范例典型的城市。
“让人们认识到基本收入制度具有现实可行性很重要,”福斯特说,“城市就是民主制度的实验室。”
斯托克顿市是一个多元化的城市,超过 40% 的居民是西班牙裔,大约 20% 的居民是亚裔,还有 14% 的居民是非裔美国人。圣华金县(San Joaquin County)超过半数达到劳动年龄的人口从事的都是领取最低基本工资的职业。塔布斯市长精通社交媒体,知道如何利用网络扩大影响力和传播效果。
福斯特的组织同意为新的社会实验项目——斯托克顿市经济赋权示范项目(Stockton Economic Empowerment Demonstration,简称 SEED)——投资100万美元。
这笔钱根本不够资助全体居民,也不能填补该市任何关键需求的资金缺口。
但它能让我们窥见基本收入项目所能带来的影响和结果。
斯托克顿市委托艺术家在市中心创作大量壁画,庆祝基本收入项目的开展。在他们看来,基本收入项目是金博士所奋力推动的民权运动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
谁应该得到帮助?
规划制定基本收入项目的具体细节时,斯托克顿市政府的官员们要设法解决一个基本问题:他们是在推动一个合法正当的社会科学实验,还是在设计一个证明基本收入制度优点的展示项目?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他们分配资金的方式。
布兰丹·奥德姆斯(Brandan Odums)以壁画的形式展现了德拉法斯和牧师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形象。斯托克顿市委托艺术家在市中心创作多幅壁画,庆祝基本收入项目的开展。在他们看来,基本收入项目是金博士所奋力推动的民权运动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和未来趋势。
如果主要目标是展示基本收入项目的优点,那么只有最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得到资金补助。如果主要目标是开展科学实验,那必须以更加随机的方式分配资金,而这可能导致部分受惠者将补贴金浪费在购买毒品上。
在市政厅举办的会议上,SEED 项目经理洛里·奥斯皮纳提出,实验项目的目标是收集真实有效的科学数据,因此要在小范围人群中选择参与对象——也许年龄、种族、收入都将成为影响参与对象入选的因素。
但这种做法可能给斯托克顿市招来非议,使人们批评实验项目的参与群体多元性不足。塔布斯说:“社交媒体和现实生活中的批评者对我们进行了非常种族化的攻击,抨击基本收入制度的开展方式。我是历史上第一任黑人市长,如果最后只有黑人才能参与实验项目,那将招致非常危险的结果。”
他希望选择最有可能明智使用资金的参与者,帮助低收入劳动人口凭借额外补贴改善生活条件。
出狱之后,谢伊·霍利曼(Shay Holliman)遇到了一个同样困扰很多当地居民的问题:她急切想要工作,但却因为自己已定罪重刑犯的身份而无法通过用人单位的犯罪背景调查。
谢伊·霍利曼就是理想的参与对象。
霍利曼年幼时,母亲就锒铛入狱。她跟随祖母生活,和其他九个孩子一起长大。他们挤在一间蟑螂遍地的公寓内,为了躲避催债者过着频繁搬家的颠沛生活。
霍利曼有一个孩子。她曾在麦当劳打工,但因为没有可靠的人帮助自己照顾孩子而不得不辞职回家。每个月 600 美元的社会救助金远远不够,她甚至没钱交纳房租。
一天晚上她被赶出自己租住的房子,不得不带着女儿在斯托克顿市的街头游荡。襁褓之中的女儿睡在胸前的背包中,手里的两个小提箱里装着她的全部家当。
在有毒瘾的姐姐家中住下之后,霍利曼陷入暴力的漩涡。她因为杀死一名据她称袭击自己姐姐的男子而被判入狱 11 年。
出狱之后,霍利曼遇到了一个同样困扰很多当地居民的问题:她急切想要工作,但却因为自己已定罪重刑犯的身份而无法通过用人单位的犯罪背景调查。
霍利曼曾经当过商业冷冻车的司机。最近,她在帮助刚出狱之人重新融入社会的非营利组织找到一份工作。
她说:“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世界上的某些区域,基本收入实验引发争议。人们担心无条件现金补贴可能导致人们不愿意工作。
信用卡负债超过 500 美元,工资收入依旧不够定期购买新鲜水果的霍利曼说:“怎么可能!生活的重压面前,你只会拼命工作,确保自己能按时支付各种账单。”
斯托克顿市的社会实验计划向世人证明霍利曼的话是对的,最终让那些认为需要帮助的困苦之人是因为不够努力才陷入麻烦的想法不攻自破。
塔布斯市长说:“我们要改变人们对需要帮助之人的看法和观点。”(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