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需要训练有素的分析家来完善社会资本市场？

　　如果我们希望社会资本市场有效地资助社会部门，我们需要在做投资决策时有效地运用影响力数据。投资决策几乎总是要求我们比较跨地点、跨项目或跨组织的社会影响力数据。这是勉为其难的，因为背景、使命、定义、测量方法和价值观是不同的。始终在将苹果与橘子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问题”不仅影响到好的决策，也影响到我们报告投资组合方面影响力的能力。

　　既有的共识是，我们可以借助完善的影响力测量（方法、定义和标准）来解决比较问题。这在小范围可以奏效；许多资助型基金会和影响力投资公司通过指定跨投资组合的通用测量指标来解决其比较问题。但在更大的范围上——这时项目和企业在使命、变革理论，或者社会-经济、文化和地理背景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通用的测量指标也就不起作用了。

　　那些影响力指标听上去像是老生常谈：通用的测量指标问的是错误的问题，测量的是错误的东西，而错失的是真正的影响力。语境影响着我们应当如何测量影响力。举个例子，“工作”的定义可能在某个语境指的是薪酬和全职时间，但在其他语境下，指的是自主创业。语境差异越大，僵化方法取代更有洞见方法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换句话说，我们越是依赖通用测量指标来解决比较问题，最终我们也就越有可能抛弃了社会影响力测量的丰富意义。这也正是测量本身无法解决比较问题的原因所在。

　　然而，通过聚焦分析技术，而不是硬性指定一套僵硬的测量指标，可以获得可比性。前提是，有效的社会资本市场需要分析家具备解释和比较苹果与橘子的能力。当每个组织采用最有意义的、对其目标和运作最具洞察力的方式测量其社会影响力，该市场就能获得有效维系。通过从可比性那里获得洞察力，优秀的分析家聚焦于那些灵活的、适应不同语境的、前后一贯的、极为透明的测量指标。

　　应对差异比消除差异更佳

　　标准化社会影响力测量指标最死硬的拥护者认为：“当所有的组织使用同样的测量指标，我们会失去某种东西，但我们失去的远比获得的少。我们恰恰需要的是忠诚于某种方法，不要浪费时间于微不足道的细节。”财务会计一旦放手让其尝试，就会发现那是站不住脚的。

　　在十九世纪中叶，不存在任何与今天的财务会计准则相似的东西。回顾早期产业公司账目的历史学家指出，比较同一行业的公司，甚至过了短短几年的同一家公司的赢利能力是困难的。同样的组织选择不同的东西来测量，不同的计算方式，不同的定值方式。当1854年的商业法律委员会探究标准财务披露的可行性时，企业纷纷反对这么做。有个名叫洛德•柯里希尔的商人描述道，“在任何时候，要正确确定利润总额，甚至利润的存在，是不切实际的。”就像现在的社会影响力测量指标，对于可作比较的披露来说，存在太多的差异性。

　　数年后，随着铁路的繁荣，商人认为，通过制定统一的会计制度，差异应该被消除。1894年《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抓住了最普遍的情绪：“如果每家铁路公司都因法律强制，在处理定期收入支出表时遵守统一方法，那么所谓的商业原则就会得到最有效的保护”。这是标准化社会影响力测量指标倡导者所作的论辩的精髓：社会资本市场只有通过单一的、通用的测量社会影响力的方法才能得到有效维系。

　　政府为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铁路公司设立和指定了“统一账户”，但它们辜负了其希望。由于定义、时间选择和方法上的细微差异造成了微妙的差异，从而显著破坏了可比性。监管者发现自己界定越来越多的测量维度，试图获得真正的统一性。这是一项复杂而昂贵的任务。最重要的是，公司发现减少了测量差异也就减少了测量的相关性。事实证明，差异获得了有效应对，而非消除。

　　现行财务标准是通过采用有限的灵活性，或者有限制的选择，加上前后一致性和披露来应对差异的。在不同行业中采用不同战略的不同企业选择不同的资产定价、折旧方式，因而必须披露其采用的方式。财务报表并非具备完全的可比性。因此，我们期待用户意识到不同的方式，并认识到不同的测量选择如何影响到所报告的利润及其它主要数据。换句话说，如今的财务标准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可比性，同时又通过让用户有责任认识到不同会计政策的意义，允许测量中的差异。

　　上述简略回顾给那些标准化社会影响力测量指标辩护者提供了三个小智慧：

　　1. 当我们取消差异，我们也就失去了某种重要的东西：相关性。相关性体现在细节中，如测量某个结果的时间选择，或者某个术语的定义。至关重要的不是琐碎的东西；而是测量本身的意义。

　　2. 统一的测量指标是难以获得的，亦非常昂贵。

　　3. 我们可以借助有限的灵活性、一致性和披露来获得合理的可比性，只要训练有素的分析家能够明白测量方法中的差异。（待续）

　　原文来源：https://ssir.org/articles/entry/next_frontier_in_social_impact_meas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