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为有趣的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界虽然对于如何改造或消除贫民窟有着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对于人为消灭贫民窟基本持反对态度。

　　模式一：贫民窟虽然外表丑陋，弊病丛生，但它给负担不起城市高昂成活成本的初来乍到者提供了落脚之地，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城市化进程，分享城市发展红利，假以时日，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孩子，能够沿着向上的阶梯成为城市中的一员，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城市获得了新鲜的血液，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了衰落的命运，农村减轻了人口压力，缓解了人地矛盾，还获得了来自城市的反哺。如此一来二去，城乡资源实现对流，城乡发展鸿沟得以填平，既规避了城市的空心化，又终止了乡下人的悲歌，整个国家和社会自然也从中受惠良多。

　　模式二：贫民窟已成为致命的陷阱，那里的人们绝望地挣扎着，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里不仅成为罪恶的渊薮，还是贫困代际转移的加速器。囿于知识、资本和技能的匮乏，贫民窟的居民们不仅鲜有机会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还往往成为一轮轮资本和威权驱动下城市扩张的牺牲品。他们是上帝的弃儿，虽然反映他们凄惨生活的影视作品总是以一种反讽的语调称他们所居住的无主之地为“上帝之城”。日复一日发生在身边的贫富差距和社会撕裂，在贫民窟孩子们的心中过早埋下仇恨的种子，从而为都市黑帮和地下经济输去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这两种贫民窟模式都存在过，而且将继续同时存在。即使在同一座城市，也存在诸多可能。既有可能先出现模式一，而后堕落入模式二，也有可能先出现模式一，然后进阶为模式二，或者模式一与模式二同时在不同区域存在。正因为如此，人们围绕贫民窟的功与过，是与非，存与废，一直纷争不已，难有定论。

　　模式一的出现有赖于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较为完美地叠加，从而能够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并打开向上的空间，而城市也有足够的资源挹注于贫民窟，通过配齐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将其改造为“希望的空间”。这当然也离不开适度的政治动员，使得贫民窟的居民们可以凭借手中的选票，在适当的时机争取贫民窟的改造。

　　战后传统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般都经历了这一历程，其成功经验也是贫民窟拥趸们的理论资源。在这些拥趸们看来，无论从人权还是从发展权的角度，贫民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能一拆了之。然而，虽然战后“黄金三十年”的终结，模式一的可持续性在传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制造业的停滞削弱了城市的吸纳能力，高端和低端服务业岗位薪酬的分化令贫富日益悬殊，人们对外来者占据的贫民窟不再那么宽容。而资本从制造业转移到房地产业，也令大城市开始迷恋对自身进行“士绅化”改造，随着一个个贫民窟被改造为文化地标和时尚创意产业基地，其作为新来乍到者落脚之地的可能性日益被掏空。巴黎和伦敦郊区的近年来出现的暴乱以及主流人群排外民粹主义渐兴都与此不无关系。

　　模式二一般常见于人们所说的欠发达经济体。绿色革命或天灾（洪水、干旱）人祸（内战）使得农业部门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而工业经济又因为种种原因陷入长期停滞无力吸纳剩余劳动力，只能通过“被动的城市化”以贫民窟的形式勉力维系生存。数百年的全球史告诉人们，那些能够加入全球化并从中获利的终究只是几个幸运儿，而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才是常态。

　　模式二中又分为若干子模式， 右派威权对贫民窟多以排斥和阶段性镇压为主，但有时候也会出现城市地主等利益集团通过动员贫民窟居民向政府施压换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给，从而使得自己手上的地块升值，然后再把贫民窟居民驱离的模式。

　　左派威权一般可凭贫民窟政治动员上台，但在阶段性民粹主义式小恩小惠后往往因为整体资源匮乏而对大规模整治贫民窟束手无策。在进行民主化转型后，如若迎来持续经济发展阶段，则贫民窟的命运会有所改观，如果经济依然无大起色，则贫民窟的存在反成民主污名化之源。

　　而颇为有趣的是，这些国家的知识界虽然对于如何改造或消除贫民窟有着意识形态的分野，但对于人为消灭贫民窟基本持反对态度。在他们看来，哪怕仅仅是从集中发放扶贫救济资源的角度，贫民窟的效率也要比乡村扶贫高上很多。此外，不少研究者认为，即使在孟买和新德里这种充斥触目惊心的贫困与不平等的城市，贫民窟的存在也为来自农村的居民提供了摆脱地主和种姓压迫的通道。

　　在这些国家左右派知识分子的分歧更多在于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在改造贫民窟中的角色。一般而言，左派当然更倾向于加大政府投入自上而下的加以改造，而右派则希望借助市场之手通过“产权革命”来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

　　两者的实践都不尽如人意。左派们发现初心良好的规划和投入，要么因为不切实际束之高阁，要么因为不符合贫民窟居民就近就业的需要而遭遇抵制，要么发现改造的成果被中产阶级和公务员“窃取”：不少贫民窟居民选择搬到更远处的无主之地重新开始，而将被改造过的相对体面的居所卖给中产居民换取他们极度稀缺的现金收入。

　　右派们则发现以就地承认土地产权和房屋所有权为主的市场化改造，如果没有整体就业机会的改善为背景，无非是把那些赶上这波“产权革命”的贫民窟居民们培养成二房东，靠出租房屋和土地给贫民窟新居民摇身一变为食利阶层，而离右派经济学家们以产权为第一桶金谋取可持续发展的设想相距甚远。

　　当然，关于贫民窟的存在还有模式三。最令人沮丧的情形发生在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由于缺乏适当的政治框架来进行政治动员，即使在经济化与城市化勃兴的阶段，也无法以手中的选票所代表的公民权来换取些许市民权，在这种国家，贫民窟的存在依赖于当局选择性睁只眼闭只眼，并面临经常性被扫荡的局面，尤其当城市因为重大盛典进行改造或房地产市场大幅扩张的年份，比如韩国首都在叫做汉城的阶段就是典型案例。在这种格局下，只有那些少数的幸运儿能够抓住机会融入城市并改变自身及后代的命运。也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知识界，要求善待贫民窟，为进城务工者保留一扇机遇之门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但一直鲜有效果，直到整体政治框架改变，而此时国家的整体经济依然很幸运地保持向上的势头。

　　总之，作为一种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出现的衍生品，各种类型贫民窟的兴衰起伏凸显着全球经济和单个经济体的时运流转，而其顽固的存在则又充分彰显人类在谋取自身福祉时充满艰辛与挫败的主旋律，提醒人们没有哪一种意识形态和政策手段会成为改变人类命运的万灵药。（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