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由中国发展简报主办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实施2周年研讨会”在京开幕。来自清华大学、福特基金会、香港乐施会、国际救助儿童会、绿色和平、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民促会等业内百余名著名学者、相关领域著名机构代表及资深管理人员相聚一堂，共同探讨国际NGO运作的经验及未来挑战，促进在华国际NGO 在新形势下的有效运作。

　　论坛结束后，发展简报通过双微、官网陆续整理发布，详细还原研讨会核心要素及重点解读。

　　以下为论坛首日的圆桌讨论环节，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国际发展部主任伍鹏担任主持，邀请了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助理杨洪萍、国际救助儿童会战略发展总监钱霄峰、亚洲基金会项目官员方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王亚琳作为嘉宾，从各自视角出发，探讨国际NGO与本土NGO在“走出去”方面如何开展深度合作。

从左至右：伍鹏、杨洪萍、方晖、王亚琳、钱霄峰

　　伍鹏：在台上的几位嘉宾，除了我与杨洪萍属于国内机构，其他三位都属于国际机构。所以，如何帮助国内机构“走出去”，这也是我非常关注的议题。先让各位自我介绍一下以及他们助力国内NGO走向海外都做了哪些工作。

　　杨洪萍：大家好！我叫杨洪萍，来自中国民促会项目管理部。其实我今天主要谈中国民间组织的国际化问题，亚基会、UNDP等其他国际机构支持我们做了NGO走出去的一些研究，也准备向大家分享一些成果。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把大家的问题与需求反映出来，大家也可以举手发言补充。

　　方晖：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亚洲基金会的方晖。与其说今天讨论的主题“国际NGO助力中国NGO”，不如说更多的侧重于国际NGO和中国NGO如何开展合作，一起探索“走出去”的道路。

　　亚洲基金会于上个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宗旨是建立和平、公正、繁荣、发展的亚洲。在刚到中国的初期，亚洲基金会工作侧重领域在于致力解决经济、民生、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

　　亚洲基金会扎根于亚洲，在每个国家都非常注重与当地政府、智库、社区等各方面开展紧密合作。所以，利用这方面优势，至少走进亚洲其他国家，对中国NGO是有所帮助的。

　　在过去几年，我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

　　第一，支持民间组织参与国际事物的政策研究，为中国NGO走出去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建议。

　　第二，支持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技能，特别是在参与国际援助、响应救援工作的专业水平，以及提升参加国际灾害响应时的一些机制和协作能力。

　　第三，举办社会组织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研讨会，推动亚洲各国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国际发展合作。

　　第四，为支持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开发相应工具。在过去几年我们与中国扶贫基金会、民促会、UNDP、福特基金会都有合作，开发了如“中国NGO走出去操作守册”“中国NGO走出去开展国际合作的自律守则”等手册。

　　所以，亚洲基金会从不同的层面，希望能够为中国NGO走出去提供帮助。

　　王亚琳：谢谢！首先，我想先澄清两点。第一是关于讨论题目，正如方晖提到的，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第二是UNDP定位不叫国际NGO，而是叫政府间组织，是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发展研究机构。我本人最开始从事的工作主要与企业打交道，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等。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国企业也好，NGO也好，都不能缺位。所以，尤其是我的团队，更多参与到中国民间组织和在中国的国际组织针对“走出去”议题所开展合作的平台。

　　UNDP是1979年进入中国的，发展重心是随着中国发展的重心在不断的变化。以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在中国本土的发展路径，比如关于扶贫、环境、灾害的预防和管理。但2010年以后，中国商务部与UNDP签署了“关于支持南南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主旨就是希望能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积累的发展经验传授到其他发展中国家。UNDP在其中更多起到一个纽带作用。

　　我们做项目的时一般分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在2015年以后，宏观上大的框架主要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另外，我们也顺应中国发展需求，从中观的角度去关注哪些相关方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比如我们与发改委签署了关于“一带一路”的谅解备忘录，虽然是与政府签署的，但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都是企业。我们一致认为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如果能够注重可持续发展效果，是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带来发展红利的。

　　在这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跟NGO合作？

　　是由于我们在2013年开始与企业对话，发现在海外经营、开展业务与在国内差别很大，尤其是在一些民间组织、社会组织、NGO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果有中国NGO能作为媒介或桥梁，与我们互动，帮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持续发展效果是否会更好？

　　因此，在2016年，我们与民促会共同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能力调研”。UNDP搭建了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能力建设平台，链接供需两端。同时，借助此平台，希望能把中国NGO和国际NGO连接起来。

　　伍鹏：说的非常好。宏观上说，外界需要中国NGO走出去，但通过调查，发行中国NGO走出去的能力欠缺，所以，在这个能力建设平台上做政策倡导、进行对话、对接资源。谢谢UNDP做了一件大事。下面有请国际救助儿童会钱霄峰。

　　钱霄峰：刚才几位发言人提到，有一些是有供给的，有一些是有需求的。我主要分享三个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如何输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NGO走出去，包括政府推动这件事情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大家的国际视野都变得越来越开阔。当尼泊尔发生地震，我们在座的许多人可能曾去过那儿，因此不由自主的关注，希望采取一些行动。

　　最近几年，我们也收到越来越多来自其他国家办公室同事发来的一些请求。比如在非洲，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去投资，来自中国的援助项目也很多，但却不知道怎样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回应这种需求。

　　救助儿童会在非洲、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办公室拥有几十年以上的工作经验。拥有大量与儿童相关项目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也可以成为中国NGO走出去后的共同合作伙伴。

　　除了一些国家办公室之外，我们还分别在纽约、日内瓦、布鲁塞尔等地设有专门的倡导办公室。这是我们独特的优势，也能给我们提供支持。

　　刚才提到很多NGO考虑走出去的时候，往往是从项目层面。值得强调的是，不要局限于走出去的思路。参与国际倡导平台，也是中国NGO走出去的另一种道路。如今中国是SDG的签署国，也在G20成员国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类似于区域性国际化网络，有着比较完善的倡导机制，且大部分开放了NGO参与渠道。我们也非常希望把这些经验分享给小伙伴们。

　　另外，中国NGO“走出去”是与其所拥有的资源、能力相匹配的。只有具备相应能力，才能真正走出去。而能力建设又是方方面面的，需要多一点耐心，不能一蹴而就。

　　杨洪萍：刚才提到，国内NGO要“走出去”，从机构自身来说，主要面临着三个较关键的问题：

　　第一是能力建设。比如内部管理、国际项目管理经验、发展战略理念等；

　　第二是资源获取。主要是人力资源方面；

　　第三是合作网络的建立。

　　这三个问题抛出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与国际NGO开展合作。这些合作最重要的是为机构的发展战略、内部治理机构、人才培养等方面带来极大促进作用。

　　刚才大家都提到了能力建设培训。能力建设培训最主要是能给NGO带来国际化视野及发展理念的改变。

　　我们希望国际NGO能够提供资源支持国内NGO参加国际考察和交流，引进先进理念和寻找合作伙伴。也希望国际NGO能够以项目合作及员工互换实习的方式与国内NGO产生更频繁的互动。

会议现场

互动提问

　　Q：“走出去”的第一步需要资金出境，这种境外投资，在当前法律框架下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性质？

　　伍鹏：捐赠。中国的外汇出去有两条途径：一个是投资；另一个是经常账户。但经常账户下没有捐赠这一项。外汇管理局出台文件，规定捐赠参照一般贸易。不过，参照一般贸易去银行汇款，银行规定“贸易”要交税，那又需要去税务局备案证明这是“捐赠”。所以，困难环节就在于此。不过，如今规定有了新变化：5万美元以下可直接汇款，不需要备案；5万美元以上需要备案。

　　Q：本土NGO到底是以怎样的形象、以什么样的方式“走出去”？

　　王亚琳：首先，“走出去”需要专业操作。我们搭建平台的时候，邀请了许多国际组织专门讲解儿童权利维护、扶贫与发展、气候变化等关系国际发展的议题。其次，不能简单地把国内项目复制到国外。前期调研、可行性研究，都需要带着自己的视野去执行。

　　方晖：补充一点，特别是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政府也有相应政策和资源鼓励。“走出去”的方式虽有很多，但前提是每一个NGO要准确审视自己。“走出去”与自身组织发展宗旨、未来战略定位的关系，从资源、政策推动及可操作层面，是否准备妥当。

　　伍鹏：我回应一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的现状。像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负责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其会员单位近300家，以各种方式走出去：有人员走出去，参与国际交流；有资金走出去，在外建学校、实验室；有项目走出去；有品牌走出去；有机构走出去等等。

　　另外，还有较多“走出去”的情况发生在边境地区，像云南、广西、西藏。而有一类“走”得更早，比如中国科协，其中好多科学家在各国际协会任职；还有一些行业协会走出去，比如与国外某个城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

　　政府鼓励“走出去”，除了政策优惠之外，还设立了“南南合作”基金。这个资金不是支持企业，而只支持中国NGO、国际NGO和东道国的NGO。

　　Q：中国NGO在走出去的这些国家主要面临哪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和挑战，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方晖：从亚洲基金会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着眼于NGO走出去之前的能力储备上，包括提供一些工具，帮助中国NGO认识到即将面临的挑战。刚才提到NGO走出去操作手册，并不是有了手册就可以照搬。中国NGO的发展状态、能力，以及国际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亚洲基金会也在不断与中国NGO、国际NGO开展对话，促使大家一起探索。

　　王亚琳：我们也在思考如何把能力建设做得更专业。能力建设包括内部管理、发展愿景、外部治理等几大模块。比如制定五年或十年规划，每过一个阶段回顾哪些方面还需改进。同时，也不能忽略中国NGO之间交流和学习的需求，我们希望能够把一批想要走出去或已经走出去的中国NGO集合在一起，更好地抱团取暖。

　　钱霄峰：“走出去”背后依托的是整个机构的运营体系，包括治理结构、健全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项目设计、项目质量监测评估。这个体系越完善，“走出去”后所能提供的支援就越强大。

　　Q：国际NGO助力中国NGO走出去对自身在中国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方晖：国际NGO到中国来做项目，是为了关注一些领域的发展。今年夏天，我们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包括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协助中国NGO走出去等，是亚洲基金会非常重要的项目。

　　在亚洲，区域间的合作一直是亚洲基金会作为整体组织的重点内容。像亚洲基金会韩国办公室，最初的时候侧重于韩国国内的工作，但韩国作为亚洲较强的经济体，在多年前就已经转向促进韩国对外发展援助及区域合作的领域。从亚洲基金会的定位来看，区域间的发展包括中国与世界、与亚洲的连接是我们中国办公室，乃至整个亚洲基金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钱霄峰：国际NGO的初衷不是维持机构的存在和发展。以前，中国本土NGO少，能力也弱，国际NGO在中国的优势就特别突出。但这种情况是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如果整个圈子很小、很弱，那产生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

　　本土NGO有良好的发展，让这个圈子生态更丰富。本土NGO与国际NGO大家都需要在这种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中，发掘独特价值。

　　Q：在本土NGO组织“一带一路”政策公共讨论中，对“走出去”，是否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伍鹏：我记得2005年时，网上募捐基本上募不到善款。2015年，尼泊尔发生地震，我们同样在网上募捐，收到一千多万的善款，远远超过预期。当时在紧急救援阶段，我们购买粮食、饮水等必需品后，还剩一大笔资金，计划准备援建学校。但援建学校不是迅速能完成的，且按尼泊尔法律规定，我们援建学校必须在当地注册。所以，我们顺利完成注册后才开始援建学校的项目，到如今尼泊尔办公室运行状态依旧良好。

　　其中一个插曲是2010年“中非希望工程”启动，当时有报道说“将在非洲援建1000所希望小学”。引来网上舆论责骂：“中国贫困山区的孩子都没有受教育的保障，反倒要去非洲建学校？”

　　十年的时间里，公众从不关心到支持，态度是有明显转变的。中国NGO走出去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今年有两个标志性活动，一个是5月份在柬埔寨召开的中柬民间组织交流会；另外一个是7月底、8月初在尼泊尔举办的中尼民间组织交流会，均引起强烈反响。发展中国家对中国NGO走出去是非常欢迎的。

　　至于发达国家是否存在质疑？我认为没有。民间社会是需要人道主义救援的，是需要开展持续合作的，如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与中国NGO开展紧密合作。而我们更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扎扎实实“走出去”，探求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意义。

会后交流

　　（任真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