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创造出可爱的人物角色并为其贴上孤独症的标签是远远不够的，作家们应该描写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孤独症角色。

　　Katherine May是一位专门撰写小说和回忆录的作家，也是备受赞誉的博客博主。2018 年，她先后出版了小说《惠茨特布尔涨潮游泳俱乐部》（The Whitstable High Tide Swimming Club）和回忆录《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西南海岸步道之旅》（The Electricity of Every Living Thing）。目前，她居住在英国肯特郡的惠茨特布尔市（Whit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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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与一位记者、一位社会学家和一位商业心理学家一起吃了午饭。这个场面听起来像是冷笑话的开场。我们当时正在讨论硅谷臭名昭著的长时间加班文化，还有下班之后闲暇时间也被公司事务占用的现状。突然，社会学家说：“从制度角度来看，问题的核心在于硅谷的企业都患有孤独症。”

　　我回应道：“我就是孤独症患者。你能解释一下刚刚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一丝微微惊愕的神态划过他的脸颊，接下来的表情看起来非常像是气恼。我好像是隐藏着众人之中的孤独症患者，现在突然鲁莽冒失地站出来，质疑他自认为非常诙谐精辟的分析。这让他感到不悦。

　　社会学家略显小心地说：“我的意思是，硅谷这些公司的运营者很有可能都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具有与孤独症同样的社会交往障碍，局限兴趣和重复、刻板的活动方式。在分类上与孤独症同属于孤独症谱系障碍或广泛性发育障碍，但又不同于孤独症。与孤独症的区别在于此病没有明显的语言和智能障碍——译注）。”我感到有些惊讶。他停顿片刻之后接着说：“也就是说，这些人缺少…情绪理解能力。”

　　除了眼下的场景之外，很难设想一群接受过良好教育、信奉自由主义的成年人会在其他场合将一个边缘化的群体简单定义为可怕糟糕的代名词。试想一下，如果有人从制度层面进行分析，然后将一个组织描述为黑人性质组织、女性性质组织或者穆斯林性质组织会引发怎样的争议？可是不知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会在用世界冷酷、麻木、鼓噪阴暗面衬托光鲜、敏感、宏伟自我形象时用到“患有孤独症”这个说法。

　　阿斯伯格综合征已经取代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成为业余心理医生进行诊断时首选的病症。虽然人们对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评价具有嘲讽含义、引发广泛争议且政治不正确，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阿斯伯格综合征是一个越来越过时的术语。如今，临床诊断专家和活动家更喜欢用的术语是能全方位描述病人情况的“孤独症”。但是，越来越多很多普通人将“高功能孤独症”（high-functioning autism）和阿斯伯格综合征理解成同一种疾病，而且这种认识已经像野火一样在社会上迅速蔓延开来。这是完全错误的！此种现象甚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得以发现，非孤独症患者对孤独症的理解和认识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与缺陷。

　　大家还记得克里斯托弗·布恩（Christopher Boone）吗？他喜欢素数和数学难题，但难以理解比喻和笑话。他具有极其出众的模式识别能力，但这种能力有时也会让他陷入困境，尤其是在公交车上看到四辆黄色的汽车接连经过时。他对周围世界的机械式理解非常可爱，但这也让那些想要引导他步入成年人世界的亲朋好友倍感沮丧。马克·哈登（Mark Haddon）在2003 年出版的小说《深夜小狗离奇事件》（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算得上是当代人理解孤独症的起点。这是一本出人意料的大热作品，发行时同时印刷了成人版本和儿童版本，上架第一年就卖出100 万册。哈登笔下的儿童英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他决心要弄清邻居家的狗为什么会被园艺叉刺伤——与他此前曾经作品中描写过的雷蒙德（Raymond）不同。雷蒙德就是我们熟悉的“雨人”（Rain Man），在1988 年上映的同名电影中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当然，克里斯托弗有着与雷蒙德一样的数学天赋和模式识别能力，也同样对其他人不合逻辑的行为感到困惑不解。但与雷蒙德不同的是，克里斯托弗非常可爱。他脆弱、没有母亲陪伴、生活自理能力差到令人发笑。但他又是一个散发着无穷魅力的小伙子，十分惹人喜爱。归根结底，克里斯托弗以弱者的身份逆袭成功。因为他用独特的方式看待世界，而不是选择对身边的一切视而不见。

　　我买的《深夜小狗离奇事件》由Vintage 出版社在2004 年出版。这本书依旧将克里斯托弗定义为体现神经多样性的例子。书的封底上印有这样一段话：“15 岁的克里斯托弗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他对数学了解甚多，但对人类知之甚少。他喜欢清单、模式和真理，讨厌黄色、棕色和被人触碰。”除了说克里斯托弗有些“行为障碍”之外，书中文字并没有提到他被诊断为患有其他精神疾病。2009 年7 月，哈登在博客中写道：“我有点后悔在封底上用了‘阿斯伯格综合征’这个词。如果说作品和‘阿斯伯格综合征’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是因为这是一部讲述差异、作为一个局外人和用令人惊讶而又发人深省方式看待世界的小说。”

　　但哈登为什么会后悔呢？当时有一类小说角色非常受到读者欢迎，他们身上最诱人的品质就是极其讲究逻辑。克里斯托弗不过是这类小说角色中的一个代表罢了。从很多角度来看，克里斯托弗算得上《星际迷航》（Star Trek）中斯波克（Spock）的后裔——他的孤独症症状与斯波克经典的瓦肯举手礼（又称火神答复敬礼，源自电影《星际迷航》中瓦肯人的见面礼。手势是中指与食指并拢，无名指与小指并拢，最后将大拇指尽可能的张开。《生活大爆炸》中的谢尔顿经常使用这个手势——译注）非常类似：让原本令人难以理解的特质不再那么突兀，变得容易接受的同时还添加了一丝异域风情。

　　克里斯托弗甚至也做到“后继有人”，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唐·蒂尔曼（Don Tillman）。蒂尔曼是格雷姆·辛浦生（Graeme Simsion）2013 年销量破百万小说《萝西计划》（The Rosie Project）中的主人公，不仅为情所困，而且总是想得太多。与《深夜小狗离奇事件》一样，《萝西计划》也用天真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篇充满戏剧性的反讽。蒂尔曼虽然是一名成功的遗传学家，但社交能力差得可笑，刻板僵化的行事风格也令同事气恼不已。朋友们需要不断纠正他的错误行为，告诉他什么才是正确的社交细节。如果没有朋友们细心却充满怒气的指导，蒂尔曼恐怕很难将萝西看成是合适的人生伴侣。

《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剧照。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也许辛浦生从哈登的悔意中学到了经验教训。他从未在小说正文或宣传文案中将蒂尔曼描述成孤独症患者，但安排文中的蒂尔曼发表过一篇关于“孤独症谱系障碍遗传先兆”（Genetic Precursors to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的论文。我们不应该忽视这其中的蕴藏的联系：在我看来，辛浦生没有明确提出蒂尔曼患有孤独症，而是用暗示的手法表达。仔细分析辛浦生小说出版阶段接受过的大量采访，我们便能从一段简短的回答中找到和理解他暗示笔法存在的证据。当时不断有人问辛浦生是否打算把蒂尔曼写成一个孤独症患者。他回应说：“有一点这个想法。”2013 年在企鹅兰登书屋南非分社的网站参加问答活动时，辛浦生表示：“蒂尔曼不是由一堆心理疾病症状堆砌起来的人物——他是一个古怪的家伙，很可能被诊断为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不过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们不难看出，出版商的宣传团队与沉默不语作者之间的确存在矛盾。宣传团队希望用时下流行的术语——“阿斯伯格综合征”来吸引读者，而作者却不想直言不讳地给笔下人物打上标签。所以辛浦生为什么要像个脱衣舞娘一般小心翼翼，选择用暗示而非明示的手法说明主人公患有孤独症呢？也许是因为他足够圆滑世故。但我想说的是，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出版商不小心的地方也保持谨慎态度，原因在于他们有时候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和《萝西计划》都是以作者自己身为神经典型者（Neurotypical，简称NT，指的是没有神经发育障碍的大多数人。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其理解为神经典型的正常人，因为没有什么人是完全正常的——译注）的外部观察者视角描写孤独者，然后将他们观察到的孤独者患者特征转化成主人公的第一人称表述。在社会大众看来，小说中主人公的表述应该能够展现孤独症患者的“思维模式”。

　　作为试图真实表达观点的一种尝试，哈登和辛浦生的做法算不算是逻辑谬误？我们可以花费大量时间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毕竟我们永远不能真正了解他人的内心状态，而小说是基于一系列社会普遍认同且认为具有启示性的最佳猜测和创造性推断而创作出来。但是，我们应该用不同的方式看待孤独症。这不仅仅是因为孤独症患者采用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最近科研人员在进行实验时将孤独症患者当作科研伙伴来对待，而不是简单地观察他们的举动。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此前严重误解了孤独症患者的内心世界。大家印象中所谓的冷漠、幼稚形象不过是文学作品采用的表现手法而已，与孤独症患者的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每当说起世人对孤独症的普遍理解时，我就想到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1978 年对东方主义凝视现象的描述：人们用陶醉的目光审视异域题材，然后用“没有深度、充满夸张细节”的方式对其进行渲染吹嘘。社会从不给东方主义者为自己辩驳的机会，只是将他们的行为简单分类，却不能真正理解领悟其中的奥义。与此同时，观察家们被视作中立、权威和智慧的化身。这催生出一种东方的幻影，其本质不过是为了迎合西方市场而经过包装的产物。如果这种事情只发生一次，那倒是无关紧要。可如果不断重现，每一个被歪曲的表达就变得活灵活现，为后人的观察审视提供了背景。描写孤独症的文学表现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我们对孤独症假设认知的基础是作者、读者都是神经典型者。哈登和辛浦生也许没有在小说正文和宣传文案中提及孤独症，但他们仍旧用刻板印象描写孤独症患者，让来自孤独症患者的批评变得不再合理和重要。美国作家朱蒂斯·纽曼（Judith Newman）是最好的例子。2017 年，纽曼出版了回忆录《我儿子最好的朋友是Siri》（To Siri with Love），讲述自己抚养患有孤独症儿子长大的心路历程。这本书引发了孤独症患者的强烈不满，原因在于作者发表了大量傲慢无礼、狭隘无知的言论：嘲讽儿子刚刚出现的性欲，用轻松的口吻认定儿子的身体不过是一具空洞的容器……有一次，她甚至自鸣得意地写道，自己考虑是否为儿子安排绝育手术。面对批评，纽曼的回应很能体现我的观点。2017 年接受线上杂志采访时，她说自己的故事非常幽默，存在批评意味着孤独症患者并不能理解自己的风趣。她表示：“这本书并不是为孤独症患者而写的。”

　　可是，书籍封面上却写满了对作者情商的溢美之词，称其为“动人”、“感人”、“温暖”和“睿智”，还说“这本书会让你内心充实，接着又感到心碎神伤”。这些表述都是神经典型者群体对自我的描述，无非是在称颂自己具有爱上书中所描写怪胎的能力和胸怀。这让我们清楚看到社会在怎样的环境中讨论孤独症患者：封闭式工厂（closed shop，只雇用特定工会会员的企业——译注）中，孤独症患者被社会大众居高临下的评论所侵扰，而真正的孤独症患者却被明确排挤在外，失去参与讨论的权利。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社会经常给孤独症患者打上的标签——缺乏同理心、不近人情、缺乏幽默感、没有爱的能力——恰恰都是神经典型者最看重品质的反义词。麦克·希思（Mike Heath）去年在伦敦排演的话剧《重要的事》（The Big Things）中将一位患有孤独症的母亲塑造成无法爱自己孩子的角色，认为孩子不过是个“物件”。公演之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制作公司一面发表道歉声明，一面安排话剧照常演出。在封闭式工厂中，冒犯孤独症患者的言论和行为不会像种族主义、恐同主义一样招致主流社会的批评。如此一来，对孤独症的错误刻板理解便不断蔓延开来。

　　20 世纪初，瑞士精神病专家尤金·布鲁勒（Eugen Bleuler）创造出“孤独症”这个术语，专门用来形容手下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愿意人互动的现象。30 多年之后，美国巴尔的摩的医生利奥·卡纳（Leo Kanner）开始将孤独症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疾病：婴儿期出现症状，具体表现为患者无法与他人沟通，而不是渴求“独处”和“一成不变”。在此之后，许多人就孤独症撰写了大量文章，但社会大众还是一直认为孤独症患者对社交活动不感兴趣，只是专注于日常生活和取代他们对他人关注地位的“特殊兴趣”。孤独症的诊断标准和主流定义都反映出这个问题。目前使用的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DSM-5）将孤独症谱系障碍定义为“在各种不同场合中持续表现出社会交往和社交活动能力缺陷”以及“行为、兴趣和活动模式表现出局限性和重复性”。根据这本手册，孤独症的症状“出现在发育早期”，能够“在社交、职业和其他目前功能重要的领域引发临床上的显著障碍”。

　　这种描述有些不太合理，因为权威式的语言之中暗含着有争议的假设——孤独症患者是有问题的人群。当我们在手册中看到“障碍”、“缺陷”和“损伤”等字眼时，完全不应该感到惊讶。毕竟DSM-5 存在的意义就是确定病人在心理学家面前所展现症状的准确性。但是，这份诊断标准的外在性质实在引人注目：孤独症患者处于被观察和评判的被动地位，而不是主动解释自己体验的主动地位。当然，诊断对象可能年纪很小或者不善言辞。但反过来看，诊断对象也可能年纪足够大且能够清楚表述。很多孤独症患者可能质疑手册中定义的基本框架：相较于孤独症患者面对的难题而言，诊断标准似乎更在乎诊断者的鉴别能力和心理感受有没有遭到冒犯；相较于病因而言，诊断标准更看重疾病的影响。在孤独症患者看来，这样的平衡是完全错误的。

《我儿子最好的朋友是Siri》

　　我们以手册中对孤独症患者兴趣的描述为例。DSM-5 中将其描述为“高度受限”、“固化刻板”和“过分局限”。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孤独症患者快乐和愉悦的源泉，而这个源泉与自我认同感有着深刻的联系。孤独症患者通常将这些兴趣描述为心理学家米哈伊·契克森米哈（Mihaly Csikszentmihalyi）所说的心流（flow）：一种能带来清晰、轻松和时间流逝感的深度专注行为。心流也是很多人取得职业生涯成功的基础，但只有孤独症患者的心流体验会被临场医生用苛刻的眼光加以审视。

　　DSM-5 只提到感官敏感现象是“行为模式体现局限性、重复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对于很多孤独症患者而言，社会大众却经常以此来描述他们日常观察到的孤独症行为：重复的刻板行为（俗称自我刺激行为）、回避社会接触、“对微小的变化感到极度痛苦”和“固执地遵守常规”常常被认为是感官不堪重负之后的人体反应，目的在于掌控混乱的环境，制造愉悦感受以抵消心中不快。

　　在孤独症患者看来，DSM-5 中的病情描述不像是中立的诊断模型，反而更像殖民风格的叙事。DSM-5 未能理解孤独症患者所面临的困难，也无法对孤独症的积极影响进行病理分析。手册中提到“明显对疼痛感到麻木”。如果仅从神经典型者群体的角度出发分析疼痛和面对疼痛的反应，这句话可能说的没错。但是，很多孤独症患者在经历DSM-5 中提到的感官敏感现象时也感觉痛苦，因此出现所谓的“极度痛苦”。除此之外，孤独症患者经常反映称自己在出现身体疼痛时没有得到足够的治疗药物，或者直接被周围人群忽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面部表情和声音与医生对普通人痛苦时的表现预期之间存在差异。巴黎笛卡尔大学心理学家西尔维·托杰曼（Silvie Tordjman）和同事在2009 年开展了一项研究，主要内容是监控患有孤独症儿童抽血时的心率变化。他们发现，实验对象体会到的痛苦水平与没患上孤独症儿童相同，但得到医生开具止痛麻醉剂的可能性却只有没患上孤独症儿童的一半。

　　也许危害最大的是手册中对孤独症患者社交生活的描述：“无法正常完成双向沟通”、“对同龄人没有兴趣”、“与他人分享兴趣、情感和感情的意愿降低”。所有这些术语都将孤独症患者描述成一种反社会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对他人漠不关心和缺乏沟通能力。剑桥大学的精神病理学家西蒙·巴龙-科恩（Simon Baron-Cohen）提出过一种颇具影响力的理论：他认为孤独症患者的上述症状是由心盲（mindblindness，即无法对他人感同身受，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译注）或无法预测、同情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导致。在他看来，这也导致孤独症患者无法理解他人“眼睛语言”（即眼神交流——译注），进而限制了他们的非语言交流能力。

　　此时，我们又一次看到神经典型者在用自己的标准对孤独症群体进行外部观察和评判。在互联网上——Facebook 群组、带有#actuallyautistic（真的是孤独症）等标签的推文——孤独症患者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交活动：与网友相互交流，感同身受、敏锐直观、全情投入。孤独症患者和网友们相互支持，互开玩笑，激烈辩论，传播看起来有些蠢的各种梗。不可否认的是，双方交流的很多内容围绕日常社交生活的压力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孤独症患者肯定具备社交能力。只不过他们处理问题的优先级次序与社会大众不同，而我们也应该理解有时候孤独症患者需要与人保持距离、消化问题和提出疑问。社交媒体的出现改造了孤独症患者寻找知心伴侣的能力，改变了他们的说话的方式和内容，也改变了他们与孤独的斗争方式。不过，社交媒体也揭示出不少神经典型者至今为止都无法理解的东西。

　　美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社会学家达米安·米尔顿（Damian Milton）提出，心盲具有双向性。如果我们认为社交活动是由参与者共同建构起来的动态场景，而非由普遍规则定义出来的静态场景，那么一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社交“缺陷”的。社交活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必然是双方共同创建社会现实的过程出现问题。因此当孤独症患者与神经典型者沟通失败时，我们必定要考虑是不是双方都存在心盲。米尔顿称之为“双重同理心问题”（double empathy problem）：双方都无法理解对方谈话时的手势、语气和节奏，最后带着一种自己与对方存在“差异”的感觉离开。但是孤独症患者毕竟是少数群体，因此主流观点（包括DSM-5 等权威书籍）认为神经典型者不存在心盲问题。

电影《雨人》剧照。图片来自豆瓣电影

　　我们暂且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在我这样的孤独症患者眼中，神经典型者的生活似乎也可能极其缺乏感情。热闹房间里的感官冲击让我应接不暇，几乎崩溃，但神经典型者却似乎能在由声音、光线和气味组成的迷雾中穿梭，几乎完全不受干扰。他们轻松地给我留下麻木和不真实的印象。面对极端的挑衅时，他们的表现缺乏情感。我因为烦躁而不断挪来挪去，他们却能做到安然不动。在一次社交活动中，我因为衣服后面令人发痒的标签而心烦意乱，因此伸手想要将其扯断。突然我感觉衣服被撕裂，于是赶紧缩回手来。我感到无比羞愧，没法再伪装下去，整个人彻底崩溃。

　　我不会浪费时间去天真地想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会质疑神经典型者每句话的准确字面含义。有时我会因为烦躁而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有时还会言语混乱，发音含混不清。还有几次，我甚至进入一种超负荷状态，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一些没有经过思考、不合适或者不相关的话。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基本上学会了处理这种失控情绪，但我有时候的确难以控制自己。不管怎样——沉默不语或者口若悬河——我都能看到神经典型者认为你是怪胎时眼神里流露出来的谨慎和小心。

　　以我的经验来看，喋喋不休似乎令人感到乏味。身边的人不太讨论兴趣爱好，反而喜欢谈论附近的陌生人，或者为了争取表现自我的时间而失去倾听和学习有用知识的机会。他们不知疲倦地沉迷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各自所属群体的认同。聊天话题转移到时事上之后，大家开始结结巴巴，最终一致同意桌子上最有影响力之人的观点。他们似乎能接受我认为太过悲惨而无法接受的新闻故事，还能顺畅地将悲惨的故事用风趣幽默的方式展现出来，在让我觉得气氛令人窒息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乐趣。在我看来，和这类人社交是一种肤浅、生硬而没有情感的体验。

　　如果你觉得上述文字概括归纳的现象太过可怕，是一种因为对他人感知世界方式错误理解而导致的结果，那说明你开始理解我要表达的观点。养育我的文化环境让我知道，神经典型者表现出来的麻木并非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书籍、电影和电视节目让我明白，人们喜欢隐藏自我，外在的表现并非总是精确地反映出内心波动。人们的社会行为可能受到很多我一无所知因素的影响，我不应该因为人们的反应与我不同就认定他们无知、愚昧或存在缺陷。同样，我也希望社会大众能用同样的方式看待孤独症患者。

　　我并不是说来自神经典型者群体的作家不应该创作患有孤独症的人物角色。如果没有人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孤独症，我们会更被社会所忽视和遗忘。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作者应该在谨慎研究、实际接触孤独症患者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写出真正反映现实情况的孤独症角色。为了深入研究，作者可能需要偶尔与孤独症患者面对面交流，了解远超自己想象的神经多样性：孤独症患者中，有人创意十足、富有同情心、智慧超凡且风趣幽默，也有人面临着比小说所描绘场景更严峻的身体、感官和智力挑战。精神病学文献的质量正在不断提高，但目前还不足以为作家们提供有用的参考。

　　面对用刻板印象写成的孤独症角色时，读者也应表现出更强的批判精神，就好像孤独症患者是一个少数群体一般。看到来自弱势群体或者少数群体的角色时，我们必须学会提问：这些文字是谁写的？为什么要写？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写？是时候停止用民间对孤独症的误解来为作品增添趣味，转而从孤独症患者自己所写的文字中感受他们生活的新鲜与活力。我很高兴我的回忆录《一位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西南海岸步道之旅》（The Electricity of Every Living Thing）在2017 年正式出版，和其他孤独症患者的精彩著作一起丰富了文学市场。东田直树（Naoki Higashida）的《我想飞进天空》（The Reason I Jump，2007）、瑞秋·卢卡斯（Rachael Lucas）的《恩典》（The State of Grace，2017）、劳拉·詹姆斯（Laura James）的《怪女孩出列》（Odd Girl Out，2017）以及乔安妮·林堡（Joanne Limburg）的《患有孤独症的爱丽丝》（The Autistic Alice，2017）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但是实话实说，我们的作品还未能引发质变，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孤独症——至少临床医生现在对孤独症还存有误解。

　　说到底，我也是38 岁那年才被诊断出患有孤独症。尽管以前读过《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和《萝西计画》，也看过电影《雨人》，但我从未在这些作品中看到自己症状的影子。仅仅创造出可爱的人物角色并为其贴上孤独症的标签是远远不够的，作家们应该描写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孤独症角色。（任真摘）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为《深夜小狗离奇事件》剧照；长题图为电影《雨人》剧照，图片来自豆瓣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