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就有崇善尚义、救死扶伤的优良传统。而镇江，得江河之利，作为交通咽喉、漕运重镇，不仅其救生慈善事业得到蓬勃发展，还孕育了世界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更有甚者，带动我国古代水上救生事业的整体发展。

　　一、镇江水上救生活动的兴起与发展

　　南宋乾道年间，镇江知府蔡滉为保障渡运安全，避免渡运小船超载覆溺，在西津渡创设了救生会。其命令建造五艘大型济渡船，各植旗一，分别以“利、涉、大、川、吉”五字为识，且依据渡船大小限额渡客人数。该渡船同时兼任救生职责，“遏有江中遭险船舶，立即救助”。翻阅古籍，我们发现这不仅是首次见诸史籍的官渡兼救生性质的渡船，亦是国际公认成立最早的水上救生组织。而这一慈善义举，历经元、明、清、民国，代代相传，绵延不绝。

　　元朝延秸元年至泰定年间，镇江路总管段延硅在西津渡新增救生义渡船15只，每船配备1名艄工，水手9名，竖立旗号。

　　明正统年间，江南巡抚侍郎周忱在镇江建造两只大型济渡救生船，招募水手30余人，驾船济渡救生。为使渡船直抵江岸，方便旅客登船，他还亲率民工修建西津渡石堤30余丈。

　　民间救生慈善事业也随之涌现。明崇祯年间，士绅李长科、悯风涛自费在玉山下建造“避风馆”，让过往旅客憩息待渡，金山寺僧众继而筹募捐款，建造十只专门拯救落水人员的红船，请“超岸寺僧长镜”负责水上救生事宜，以按所救者乃活人或尸体，分别给予奖赏，利济甚众。

　　明末清初，金山寺僧和邑中士绅在金山脚下设救生红船数艘。凡有事至此及往来旅客中的官绅，各捐俸禄、资财以供造船或买田置市租，用作救生之费。盐商闵世璋每年租数只渡江船停于金山，由寺僧厚直招募“善驾者”，“遇舟覆则飞桨救之”。为免救生红船力量不足，金山寺僧与当地士绅相约，鼓励附近的渔船参与其中，凡渔船救人得以生还者，酬以一金，死者十分之六为埋葬费，且在京口、瓜洲派各有寺僧负责水上救生事宜。

　　康熙二十六年，官府仿效民间救生船的成式，建造了十艘护漕救生船，每船募设十名善水舵工水手，分泊于长江南北两岸。在冬春之际，漕船过江的三个月中，每人每月发给工食银一两，漕船遇风，立出救护。

　　二、镇江一带影响较大的三个救生组织

　　在水上救生事业于镇江一带的迅速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三个影响较大的救生组织：

　　（一）京口救生会

　　康熙四十一年，镇江创立历时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民间救生组织——京口救生会。蒋元鼐等义士十八人以“救涉江覆舟者”为己任，“共捐白金若干”，并“力劝邑中输钱”，于西津渡观音阁成立“京口救生会”。

　　京口救生会立下规矩，对救助船实行论功行赏：对无家可归的被救人员留在会中收养；对有家者则发给路费；遇难而死者，由救生会打捞沉尸置棺装殓。

　　京口救生会的诸多义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纷纷捐款资助。5年后，救生会购得西津渡韶关晏公庙旧址，建屋三间作为会址。若参加共创救生会的善士辞世，立牌位于楼西祀之。会员公举公正者为救生会会首，具体负责金钱的收支。

　　乾隆初年，为振兴救生会，京口义士蒋豫召集乐善好施人士商定，救生人员凡于江中救活一人给赏钱1200文，找到浮尸一具奖赏1150文。其后人连续七代苦心经营京口救生会，时间长达140年。

　　京口救生会的善举也影响到了沿江官府的作为。丹徒县令冯咏十分关注救生，经常在大风天气，亲自乘救助“红船”巡江。康熙四十七年，江苏巡抚奏请皇上建造救生船12艘；乾隆四十三年，城壕又增设8艘。镇江府则征集民船补充。

　　咸丰战乱后，救生会房屋全毁，船只荡然无存。同治三年，蒋豫后人蒋宝在韶关建造两间房屋作为救生会会所。

　　（二）焦山救生总局

　　焦山寺僧一直设有救生船。太平天国之后，由于焦山救生局的章程不妥，规定救活一人给钱800文，捞救一具死尸反倒给钱1200文，导致贪利小人故意将濒危之人溺死，以领赏款。

　　同治甲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听闻此事，十分重视，随即派徐国桢前往焦山接办救生总局事务。徐国桢到任后，赁焦山寺的印心石屋为救生局所，改订章程，力求整顿，杜绝以往救生却又杀生的现象，全活者甚众。后又禀明曾国藩劝募金陵木商、仙女镇六壕口米商，抽集厘缘，补助救生经费，添造船只。

　　冬令救活人口先换给棉衣，继以姜汤米粥平复，后量给路赀遣归。已死者给棺掩埋，其船只经风浪坏损者代为整治。由于章程周备，舆论翕然，受到社会的广泛赞誉。嗣后，他们逐渐推广救生事业，上自运河口外龙窝以东起，下至江都界三江营双江口止，共设十六艘救生红船，分段巡救，并设丹徒、谏壁、圃山、三江营分局四处，又于龙窝地方与京口救生会合设公所一处，互相稽查，后因经费不敷，减三船，直至民国初年，仍设有十三只救生红船。

　　（三）瓜镇义渡总局

　　清朝同治年间，长江镇江段出现了个延续近八十年、兼顾义务渡运和水上救生的救生组织——瓜镇义渡总局。

　　当时在镇江经商的浙江余姚籍的魏昌寿等人，召集在镇江经商的同乡募捐，准备创设义渡。同治十年，他们禀经常镇道观察沈仲复、镇江府太守赵粹甫批准，在南岸择镇江西津坊小码头基地，建造房屋设立义渡总局，兼筑石码头方便渡船靠泊，造待渡亭，为渡客避风雨驻足之所，并于长江北岸的瓜洲大口、七濠口两处各设立分局。

　　次年，他们首先建造十艘大号渡船，以四船泊镇江南岸，以四船泊七濠口北岸，又以两船泊瓜洲；以五艘船往来于扬州的瓜洲大口与镇江的西津渡之间，以五船往来七濠口与镇江之间；每船配备熟悉渡航的水手和舵工。戒舟子不得取渡者钱，渡船漆成红色，免费渡客，取名为“义渡红船”。管理义渡船只的机构名为“镇江义渡总局”，地址设镇江西津渡的义渡码头街，另于瓜洲大口、七濠口各设分局管理其事。义渡船兼使救生，其作用与红船相等。“对渡江面遇有危急之船，顺道救护”，“除救生局例赏外，仍由本局按救活人数每人另赏钱壹千文。”如有捞获衣物等件，眼同司事点交原主，无主物件则点数存局招领。

　　光绪五年，增添大港、三江营义渡；光绪七年续添荷花池义渡；光绪九年又添天福洲夹江各渡，总计瓜镇之间渡船十一号，港营船五号，天福洲、荷花池船四号，共计义渡船二十号。

　　也正是在镇江涌现的多个救生组织的带动下，到清朝末年，中国的水上救生活动已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在光绪三十四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中还将之列入由城镇乡自理的“善举”：“救贫事业、恤嫠、保节、育婴、施衣、放粥、义仓积谷、贫民工艺、救生会、救火会、救荒、义棺义冢、保存古迹，其它关于本城镇乡善举之事。”

　　参考文献：

　　孙之祜.中国古代水上救生组织形式的多样性[J].中国海事,2008(10).

　　孙之祜.康熙皇帝与中国古代水上救生事业[J].中国海事,2009(11).

　　西津古渡的述说——绵延千年的古代水上救生事业[J].珠江水运,20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