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公益是市镇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如果说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有浓重的官方色彩，那么晚明以来的同善堂为代表的善会善堂则普遍由地方士绅商民创办和经营，有强烈的民办色彩。在市镇中，离权力中心相对疏远，所举办的各类善堂，主要针对社区民众，具有更多的自主性。尤其是江南地区，大多市镇都设有善会善堂，其数量甚至超过州县城。

　　明清湖北慈善事业发展较晚，且形式多模仿江南和京师，因而，江南设立的善会善堂也被湖北所效仿。明清时期，湖北市镇经济较为发达，出现了以汉口、沙市等工商业市镇，并逐步完善了仓储、保安、慈善等社会功能。由于官方的大力推动，地方精英们的积极参与，建立起多种善会善堂，然而其数量、规模诸方面普遍逊于城市。

　　汉口作为天下四聚之一，属于超级市镇。康乾之世，汉口已成为极具规模的工商业大都市。据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载，“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盖十府一州商贾需於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於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给焉”。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盛赞：“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水，面临两郡，旁达五省，有贾麋至，百货山积，贸易之钜区也。”汉口善会善堂众多。王庭桢记述其任职汉上的见闻：“城厢市廛皆有善堂，行一切惠施，民有急难，咸得所归，其事则绅耆总之，费则众人输之，不假官为程督，事无不办。”光绪《汉阳县识》记载：“咸丰兵燹后,“城镇各善堂以数十计，而水龙局又以百计。或谓和衷载并，以损虚靡、求实是之道也。若其旧者，敦本堂救生船局，道光初年建。”民国《汉口小志》专门列有《义举志》，其叙论称：“汉口义举甚夥，不论大小，均由绅商集资筹办，成效卓著。其常年经费由公家开支者，仅官育婴敬节局一处。然款项支绌，已不及商办育婴敬节局之完备焉。”应该说，作为长江中游的唯一超级市镇，汉口的慈善发展是特例，而不能代表一般情况。

　　明清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准在全国居中等水平，工商业和市镇发展整体上并不高。除了超级市镇汉口外，其他地方市镇规模与影响力普遍不高。其他市镇慈善发展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如汉阳蔡甸镇、荆州之沙市、沔阳之新堤、仙桃、均州之老河口、麻城之宋埠等。汉阳蔡甸镇，道光十五年（1835），由士民公建敦善堂。咸丰元年，又捐建乐善堂。另有文昌社，为恤嫠公所，以及翼翼堂、至善堂两处水龙公所。应城城乡有综合性善堂多处，除位于城内的务本堂、乐善堂外，在交通重镇巡店有并铭堂、月铭堂，位于长江埠有洗心堂，另外还有田店自新堂、团山积善堂、盛家集聚秀堂等。其中月铭堂是当地最早的善堂，道光十四年（1834），由邑绅赵文岐、陈渭川等创建，举办推行惜字、施药、施棺、种痘、义渡等项善举。其他诸堂创办于同光时期，均仿照月铭堂。沔阳州新堤镇设有育婴堂、敬节堂、乐善堂三处善堂。其中育婴堂，同治九年（1870）由绅民熊立庵、吴来夫等创设，在镇西堤街购置宅邸，前后2重，共计12楹，作为收养之所。创办过程中，该地不少官绅积极捐助，其中新堤关监督、厘金局司马、盐司等当地官吏也捐助廉俸，并提供月捐。“兹举一切经理规模，悉仿汉阳章程。公举首士十有余人主管分稽。”

　　鄂西地区相对贫困，不过亦有市镇慈善事例。如襄阳府的双子城——樊城，是汉水流域的交通枢纽，工商重镇。清代，该处有善堂多处。其中启善堂粥厂有四处，其中两个就设在樊城内，一是在樊城皇仁寺，二则在樊城四官殿，均创建于咸丰十年（1860）。同隐堂，道光十一年（1831）由合镇士民捐置。皆不忍堂，同治十一年（1872）由提督郭松林，襄阳道欧阳正墉设，并归同隐堂办理。光化县新镇（习称河口今老河口市区），明末原为汉水滨之一沙洲，其后人烟日渐稠密，“商旅云集，附郭居民不下数万户。”清代该镇有“八帮”、“十三帮”的说法，修建了16所会馆、30多座寺庙。同治十年（1871），知县胡启爵与邑绅李楚珍、余树森、及客帮李楚材等劝捐，在翔鹤堂左侧创设了敦善堂。该堂举办义学、宣讲圣谕、送种牛痘、水上救生、施茶、施药、掩埋露骨、打捞浮尸、六文育婴、惜字等善举。南漳武安镇，咸丰三年（1853），由贡生王化南、邓士聪等捐建育婴堂。七年后，呈府县立案，请示广行募捐。该堂共堂室32间，耳房14间，规模较大；置办有水田340亩，旱田350亩，其租金收入作为育婴经费，并附行各项善举，还刻印善书百余种。

　　参考文献：

　　黄永昌.传统慈善组织与社会发展[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8 第4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