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夏，八国联军侵华，北京沦陷。敌人烧杀抢掠，土匪强盗趁火打劫，加之战前灾荒严重，曾经繁华的京城瞬间沦为灾区。无论是家族显赫的王公大臣，家藏万贯的富商大贾，还是普通百姓，几乎都遭到抢劫。难民与日俱增，四处逃命。封建统治者自顾尚且不暇，根本无法顾及百姓。

　　1900年8月16日，联军攻陷北京后的第二天，陆树藩等就开始筹办救济善会，并在《申报》上登出《救济善会公启及章程》。8月25日，《申报》又刊登了《济急善会公启》及章程，济急善会成立。两大善会如同两艘诺亚方舟，为难民带来了希望。

　　起初阶段，救助对象主要是在战争中沦为难民的官绅商民。正如刘锷给救济善会的信中所说:“良民宜惜良士尤宜惜，难民可怜难官更可怜，京官苦况，平时且不免支绌；当兹大难猝兴，走则无资，留则无食”。而且当时在京的各省文武大员很多都浴血奋战，以身殉国：前吉林将军延茂共十二口，阖家引火自焚；国子监祭酒熙元仰药殉难；大部分中小官吏绅商等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等等。

　　救济善会、济急善会总局都设在上海。救济善会在天津设局，陆树藩坐镇指挥，随后又冒险进入北京，在城内、城外各设立两个分局。此后，全国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基本上都设立了善会的分支机构。救济善会在上海的收款、收信处有：总会、申报馆、协赈公所以及新闻报馆等诸处；外地有德州、苏州、广东、宁波、绍兴、杭州、湖州、汉口、南京等地。济急善会除在上海由申报馆、源通官银号、陈家木桥电报局、六马路仁济善堂等分别筹办，还在杭州、苏州、九江、镇江、汉口等城市设点收捐。各地同乡会也都组织了大量的募捐活动，通过上海的善会到北京等地拯救本省和他省在京被难官绅。陆树藩在日记中记载：“是役，共援出被难官民五千五百八十三人，运回旅枢一一百三十六具，拾埋碎骨七十六箱，又装大包三十七包，拾全男骨六十一箱，女骨五十五箱，安埋碎棺四十八具，医药惜字等项另有细单。”

　　1901年2月，廖寿恒尚书与陆树藩商议，认为此时“民间十室九空，败瓦颓垣，风餐露宿，既乏秋收又无春熟，舜届青黄不接之时，绝粒恐所难免，加以农器失散，籽种全无，干戈之后，继以年荒”，建议“宜接办顺直春赈。”1901年3月，济急善会也在《中外日报》等刊登《东南济急善会接办京畿春赈公启》。至此，义赈开始转向普通民众。各善会通过平籴，发放赈济粮食、物资以及施医施药等，拯救了大量北方难民。

　　首先，两大善会筹集了大量赈济资金，并帮助难民南旋。据统计，在这次活动中，救济善会募捐款项16万两以上，募收棉衣20000件以上，救回南方难民5583人，运回灵柩136具。济急善会募捐款项45万两以上，第一次运回1 000多南方难民。另外，协济善会募捐1万两以上，救济89家400余人。各善会接受捐款、棉衣以及大量物捐，其中有价值不菲的各类文物、古董及字画，最终被变卖或作为奖品增发彩票用于赈济，其资金数相当可观。另外，救济善会和济急善会得到了李鸿章的支持，因而获得了轮船招商局、转运局、电报局等大力协助。善会工作人员往返和被救难民的南回、钱粮的运送以及各地善会的电报往来概“免收轮船水脚”、“一概不收川资”。其次，各救济机构在灾区相继开展了平籴，仅救济善会在北京开设两个分局办理平籴，日售米四千余斤。再次，各善会还与当局交涉，掩埋尸骨，清理战场以及施医施药，对于防止灾后疾病的流行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这次赈济活动从善会的筹备、到募捐的组织以及赈济的具体操作，都主要以上海绅商为主的善会人士开展起来。同时，上海绅商的义赈得到了官方行政上和道义上的支持，可见中国的民间社会在这一时期力量已经比较强大。

　　参考文献：阮清华《非常时期的民间救济——以“庚子之变”后上海绅商义赈为例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