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四年入夏之后，徽州各县雨水不断。农历五月二十四日，雨水倾盆而下，洪水势若倒海，从高山奔涌而下，山崩于途，桥梁尽毁，交通断绝，水高数丈，各处膏腴之地变成一片汪洋，主要受灾区沿河溪分布，达三百余里。据当时报道：“休宁五城灾情最重，山斗以上冲屋伤人不少，清漪一带居民皆已荡然，龙湾之下溪口、星洲、伦堂水灾相同。”皖南巨镇屯溪为晚清徽州茶叶集散之所，“而今被水冲决已毁其半，今年茶叶殆无望矣”。这场特大洪水给徽州造成了巨大的人力和经济损失。

　　徽州地方官绅旋即开展赈济工作。屯溪公济局绅董洪廷俊、程恩浚等人邀集士绅出面筹集赈款。但是屯溪盐、货各店遭灾甚巨，仅能从钱庄、茶行、典当铺及茶栈、各善局筹募到英洋2700余元。这笔善款就近分给受灾重户每人英洋2元、米1斗，所余数百元余款雇佣石匠修造黎阳桥，但工程浩大，余款不足，最终由洪廷俊等人筹垫。

　　徽州受灾甚巨，本地所得赈款杯水车薪。后屯溪公济局收到旅沪徽商的第一笔赈款5000英洋和各报馆筹垫的3000元。此后，旅外徽州水灾劝赈所绅董连续不断地在《申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等发行量较大的报刊上将徽州的水灾情况详细报道出来并发布募赈告白，得到了旅外徽商的大量赈款。这些旅外徽商以上海徽商为主体，包括杭州、无锡、汉口、九江等国内各主要城市的徽籍人士，在此次赈灾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报纸刊登徽州受灾的报道和劝募之后，旅沪徽籍人士纷纷将数目不等的捐款交送或汇寄至各收款处，其中捐款既有个人的，也有典当、茶栈、布业、药房等行业性的，数额从一元、十元到数百元不等。为规范赈款秩序，防止有人借机欺诈，劝赈所在报纸上发布“皖南徽州水灾声明交收赈款之处”，并增加上海埠内祥泰布号、福泰衣庄两个收款处，还特别强调除上述收款处外，其他并无赈捐点。收款处每隔一段时间就将所收赈款交至劝赈所，并将每一笔捐款名单和数目详细刊登在报纸上。这样取得了社会的信任并起到了广而告之的作用。旅沪徽商在募捐过程中还移筵助赈。如谢筠亭本欲设席酬谢诸亲友，但念及徽州水灾，便将100两谢客筵资捐助赈济。徽宁会馆与徽宁旅沪茶业、丝业两帮一年一叙，因家乡遭受水灾，特从公项下酌提英洋300元筵资赈捐。借用演戏筹款也是旅沪徽州水灾劝赈的一个主要募捐途径。例如丹桂茶园园主夏月珊身为安徽人，排练新戏中加入了安徽水灾的情节，呼吁“凡吾安徽人不可不看，即非安徽人。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所收票费悉数移交新闻报馆寄往安徽灾区。此外，还有《皖南徽州水灾开演影戏助赈》、《群仙戏同演剧助赈》等劝赈剧目。

　　其他城市的旅外徽商也积极行动，如苏州徽商成立了新安义赈公会负责筹款，主其事何子豪前后向屯溪公济局汇寄了5000元赈款；无锡徽商成立了新安义赈所，分行业筹款，赈款分三次汇寄；九江徽商由徽州笃谊堂承担起赈济职责。徽州知府刘汝骥深感旅外徽商慷慨解囊之举，感触道：“沪、汉诸君子奔走呼号于炎天烈日之中，高义凤麟固堪景跋。”

　　源源不断的外来赈款不仅足够用来急赈、普赈，而且剩余较多，便从八月起开始将余款用来“以工代赈”，修复道路桥梁等。宣统二年(1910年)春，以工代赈基本结束。旅外徽商的赈灾之举对徽州灾后社会秩序的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张小坡《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