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钮永建巡视上海县，一路邀亲告友，告知将要在农历二月初八在家乡俞塘举办“六十大寿”。钮永建，这位国民党著名元老一向低调，为何这次他如此张扬？直到寿宴当天，人们才得知钮老的良苦用心。寿宴上，钮永建宣布将其宅基地6亩，房屋2间，捐出集资创办俞塘民众教育馆。同时借寿宴之机，他动员在场的人共同出资，为培养一代新人，改变家乡面貌而共同努力。同年11月，钮永建又筹办“双亲百年冥寿”，将全部奠敬转入民众教育馆充作经费。在他的努力下，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终于在1930年5月份正式开放，此举轰动一时，成为全中国当时私人捐资创办民众教育的开端。

　　钮永建特聘吴稚晖、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等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组成董事会，由俞庆棠担任董事长，并亲自制定了《俞塘民众教育馆计划大纲》。《大纲》明确了“增进农村生活”、“完成地方自治”，“促进世界大同”的远大目标。俞塘民众教育馆创新了俞塘乡村的生活。俞塘、马桥、青登等五个地方设立了“没有门槛“的民众夜校，让更多贫苦子弟入学。在夜校中，当地歌谣作为识字文化教材，使学习贴近乡村生活。同时，民众教育馆在俞塘办了“民众茶园”供老人喝茶聊天和青年人娱乐；在秋天举办庙会式的大型园游活动“菊花大会”成为当地风俗；在元旦组织的民众同乐大会展示了各种民俗文化；另外还有强身健体的武术团、宣传农村妇幼卫生知识的家事研究会等等，并有相关杂志《俞塘》作为宣传报道和调查研究。

　　1928年，钮永建又私人斥资创设了强恕园艺学校，专门培养园艺人才，有数十亩实习农田，学制3年，除园艺科目外，也学习公民、国文、数理化等基本科目。学校则只有一幢幢茅草屋，学生和教师一起住在里面，粗茶淡饭，艰苦学习。在农业经济方面，钮永建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1930年，在俞塘村成立农产运销兼营购买利用信用保证合作社，业务分运销、利用、购买、信用4个部门，以实现调剂农村金融，平衡生产消费。

　　1933年，俞塘民众教育馆升格为公立，兼负周边11个县的民众教育辅导工作，辐射沪郊各县，并开始推行小先生制。后抗日战火逼近，他又在俞塘办起了永孚染织工学厂，为村民找到了新的生计。战后，俞塘民众教育馆获得了艰难的恢复，钮永建谦辞考试院副院长之职，毅然投身于民众教育，他特请假三个月，坚持在俞塘进行扫盲工作。1948年11月，民众学校得以开学，当时妇女班人数达136人，少年班66人，成年班38人。而年近80岁的钮永建毅然土布长衫，奔走在家乡的小道上，他甚至不顾年迈，自带粽子步行巡视访察贺家宅、沈家村、紫藤等地的识字班学习情况，实地督导。

　　1949年，钮永建正式告老还乡，其学生李宗仁任代总统。后退守广州的李宗仁以考试院急事邀钮永建待议，钮永建匆匆回俞塘告别后坐上飞机，却被带到了台湾，一别后终生再也没有回故乡。

　　事实上，钮永建所积极投身的并非简单的教育事业，其中寄托着他推进乡村建设，创造新文化，再造农村和谐的乡村建设理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新式教育，怀着经世济民的理想，开始把目光投向普通民众。著名的如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创建山海工学团）、黄炎培主张“职业教育”（江苏昆山实验）、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河北定县实验）、梁漱溟实行“乡村建设”（山东邹平实验）等等。钮永建通过民众教育馆改良乡村建设的壮举也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张乃清《钮永建与俞塘民众教育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