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苏北成为国共两党激烈争夺的地方，战火蔓延加之自然灾害，1946年开始，大批苏北难民流亡至上海。据1946年7月江苏省政府统计，当时苏北难民达200余万。由于连年战争，国家贫弱，加之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国家在救助难民方面已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国民政府鼓励民间社会积极发挥社会救助作用，颁布了许多“劝令私人设法收容”的法令，同时拨款扶助各慈善团体与民间救济机构。民间救助机构通过各种措施安置了一大批苏北难民，发挥了巨大的社会稳定作用。1946年，上海社会名流及其他的苏北同乡会成立了“上海苏北流亡难民临时救济委员会”（以下简称“救委会”）。救委会在这次苏北难民的救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救助难民的首要条件是资金。1946年6月24日，杜月笙等人组织了“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共募得捐款20．2亿元以及若干物资，全部汇往苏北难民救济会。其劝募方式有：义演劝募，包括在天蟾舞台举行的平剧义演、越剧义演和电影义映，其中梅兰芳博士抱病参演平局，以示倡导，令人动容；义卖劝募，包括义舞义卖、浴室义卖，出租车收入捐献，西菜咖啡馆职员收入捐献，妇女运动委员会和妇女学校纸花义卖等等；其他劝募还有球赛劝募、广播劝募等等。这次劝募群体涉及非常广泛，几乎涉及社会各行各业，为苏北难民救助筹集了丰厚的资金。

　　为了更好地救助分散在沪的难民，救委会举办了难民登记。救委会规定：凡属于苏北34县流亡在沪的难民，的确是贫苦无依，流离失所者，均可进行登记。为了广而告之，救委会连续3天在上海市各报刊发表新闻，并连续2天在《申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刊登广告。同时，救委会制定和印制难民调查表及连环保证书，并组织登记人员临时培训，保证了难民登记过程有序进行。对登记的难民，救委会实行初查、抽查和复查，如有冒领情况，则连同保证人扣发救济物资，这样严格的“连坐制”保证了救济物资的有效发放。

　　经复查确定为有赈济必要的难民，凭登记收据，发给领物证。难民领取物资时，必须携带领物证，以防冒领。根据调查所得实情，救委会再决定如何分配难民的物资和款项。领取一定数额的赈放物资后，救委会和难民双方都要盖图章或摁手印。正是如此复杂和严格的程序才保证了数量如此之大的难民有序得到赈济。

　　针对天气、住宿、医疗等方面的临时紧急难情，救委会开展了一系列急赈。例如，1946年的春夏之交，涌入上海的苏北难民面临如何度过寒冬的严峻形势。救委会呼走奔告为难民筹集棉衣。在政府救助无望的情况下，救委会把8、9月份发放面粉时留下来的面粉袋洗涤干净，委托上海市红十字会加工制成背心，又得到红十字会每件背心12两棉花的捐助，最终制成棉背心7500件，解了难民的燃眉之急。

　　为了难民的长久之计，救委会以发放小本贷款的方式帮助难民自食其力，还为难民提供职业介绍。1946年10月以后，苏北各县战争结束，流亡在沪的苏北难民急于还乡。救委会请求当局给予难民乘车船免费的优待，并遣送了至少3185名苏北难民返乡。

　　救委会自1946年6月1日开始救济工作，直至该年12月18日，总共运作近7个月，在这次苏北难民的救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并对提升人们公德心，培养人道主义精神，提高社会公民意识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参考文献：周重重《战后初期上海苏北难民救济研究》，2011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