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她用一生的心血为20世纪的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北伐战争、淞沪抗战期间，宋庆龄就主持募捐，建立了伤兵医院，并亲自参与医院管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更全身心投入抗战救济中，向全世界人民呼吁支援中国人民。宋庆龄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随即在香港成立。保盟以人道主义为宗旨，是宋庆龄开展战时救济工作的最重要平台。保盟的每—笔捐赠都有宋庆龄的亲笔签字。她亲自争取社会各界以及全世界的支持和捐赠，包括外籍官员、银行家、工商业家等。香港富家太太和家在香港的国民党要员夫人都自愿为保盟义务工作，捐赠或征集古董字画，所得款项都用于资助保盟的救济工作。保盟成立一年就得到了各国朋友的捐款约合8万美元。除捐款外，保盟还募集物资运往内地。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封锁，许多援救物资运不到陕甘宁边区。宋庆龄通过巧妙安排，想方设法把物资运到边区。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许多医术精良的大夫，如白求恩、柯棣华、巴苏、米勒等也先后到达解放区工作。此外，保盟还用大不列颠中国运动委员会提供的245英镑作为经费，在晋察冀边区建立了第一座国际和平医院，对解放区医疗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3年和1944年，河南、广东两省遭遇大灾荒。保盟对灾民开展了各种救济工作，其中宋庆龄就主持过义赛、义卖和义演，从而募集了大量捐款。1945年5月，由宋庆龄主持、保盟主办的赈灾国际业余足球比赛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举行，该义赛筹得款项十二万余元。1944年4月，宋庆龄发起主办了湘灾筹赈会古今书画义卖展览会，她自己购画三幅并捐出珠宝粉盒一个，参加义卖的人热情高涨，义卖收人突破40万元。在宋庆龄的感召下，还开展了义演活动，其中既有专业团体参加，也有业余演员表演，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为救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开展战时自救工作，1941年7-8月，宋庆龄为“工合”发起了国际性的“一碗饭运动”，即捐献者只吃一碗饭，把在餐馆吃几道菜的钱捐助出来。该活动在香港影响很大，港督也支持了这一活动。由于宋庆龄和“工合”的热心支持，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合作运动蓬勃开展起来。

　　宋庆龄终生未育，但是一直十分关注儿童救济事业。她的《救济战灾儿童》一文向全世界发出“救救我们的战灾儿童”的呼吁。到1939年春，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在陕西三原建立的孤儿院收养有500个儿童。抗日战争胜利后，保盟改称“中国福利基金会”，继续开展战后救济工作。宋庆龄向联合国救济总署要求救济物资，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救济贫苦儿童，并支赵朴初先生主办的“上诲少年村”（收容贫苦孤儿的救济组织）。在宋庆龄的授意下，中国福利基金会还设立了“中国儿童义养会”，呼吁美国进步人士义养中国孤儿，这个义养会一直持续到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宋庆龄继续开展救济福利工作。1950年8月，宋庆龄宣布，中国福利基金会更名为“中国福利会”，其宗旨是“尽可能彻底地迅速地解放妇女和儿童。”1952年，宋庆龄将所获的苏联“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10万卢布，在上海创办了国际和平妇幼保建院。她还将全部稿费捐给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作为儿童福利基金。宋庆龄还亲自筹划建成了全国最早、规模宏大的上海青少年宫。宋庆龄倾其心血于青少年儿童事业上，直至其生命的尽头。她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也是写个青少年儿童的。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逝世，遵其遗嘱，她的骨灰安葬在她父母上海万国公墓墓旁，素净的墓碑上刻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

　　参考文献：郑功成等，《中国慈善事业》，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