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随着北京城的落陷，大规模的战斗基本结束，但八国联军仍然以剿灭义和团为由到处烧杀抢掠，给中国华北地区造成了严重灾难。然而，当时的天灾又加剧了人祸。据官方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夏、秋两季，直隶持续亢旱，山东全省报灾歉地区达35州县。次年，直隶春旱秋水，受灾处达百余州县，山东全年遭受水旱灾地区达84州县之多。在战祸和天灾的双重灾难下，甚至繁庶的天津城内都“日仅一餐者比比皆是。其有数日一举火者。较诸发捻之难，殆尤过之”。

　　面对华北的灾难和求助，江南绅商本着物与民胞的精神，积极投入到救助事业中。一批江南绅商自发组织并动员社会资源，在战争尚未结束时，深入华北，救助了一大批被迫流落华北的南方人士并对京津地区进行了成效显著的救助活动。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救济善会宣布成立。该会由浙江湖州人陆树藩主持，目的在于“合南方之财力，救北地之疮痍”。救济善会自成立之初就开展了一系列有效的救助活动。首先，救济善会联合了一大批江南绅商，扩大了组织网络。救济善会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收捐处，扩大了收捐范围，包括《申报》馆协赈所、杭州清和坊鼎记钱庄、苏州东大街同元钱庄、广东源丰润票号、宁波北江下富康钱庄、绍兴保昌钱庄等等。接着，救济善会委托当时的上海道余联沅照会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颁给护照，俾救济会之人准向军前随时救护”，从而为顺利北上开展救助奠定了基础。其后，救济善会向当时暂时停留在上海的李鸿章禀告了救援请求，并得到了其肯定的答复。救济善会的行动吸引了大量前来募捐的善士，刘鄂筹垫了一万二千两巨款，上海道余联沅捐银一千两，轮船招商局委员谭于臣、韦文甫和郑观应等人则拨助大米五百石，著名的经学大师俞樾捐助自己的著作数十部等等。这些善款为救济善会提供了充足的救济资金。

　　不久，由当时江南著名的一批善士严信厚、席裕福、杨廷杲、施则敬等人发起的济急善局随即成立。由于得到驻守在上海的电报局和轮船招商局总办、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的支持，救急善局的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救济善会。在成立后不到一个月内，济急善局就收到了将近二万元的捐款。

　　救济善会和救急善局在救助华北的过程中相互协作。两个慈善组织都对救援路线作了周密安排，难民南下的必经之地设立救助机构。由于南北道路阻绝，救济会决定“派轮船往津”接运被难官商。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10月15日)，救济会主事陆树藩率领82人，由吴淞口冒着一定危险启行北上，二十六日(10月19日)上午抵达大沽，直接将大批难民运回南方。同时，在难民南下途中，两个慈善组织都对难民进行了妥善照料。救助后期，两会受到南方人士的委托，开展了大量的代为寻人、送钱和送信工作。

　　事实上，救济会和济急会成立之初，只是计划救助羁留在华北地区在江南人士。随着救助活动的深入开展，其救助对象也逐渐扩大：“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救济。”

　　在救助羁留华北的南方人士的同时，救济会和济急会也积极参与京津等地的灾后赈济。陆树藩抵达天津后不久，看到城厢内外遍地弃尸，于是开始进行掩埋善举。救济会在天津设立了施医舍材局，并在“城厢内外按段分设平粜局”。救济会还在北京委托刘鄂开办了类似的平粜、掩埋及施医诸事项。济急会在救护南方难民出京之外，还“旁及施衣、粥厂、掩埋、赈给诸善举，力所能及，无不兼营”。

　　义和团运动后期，江南绅商自觉动员大量社会资源，深入华北地区来救助羁留在北的江南难民，这种跨地域救济难民的活动为中国历史罕见。这一方面源于江南地区的良好的慈善传统，另一方面又借鉴了西方公益事业的救济模式，是中国传统公益事业近代化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