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宁波素有“义乡”之称，“甬俗好义，振古称之，地方救济之事仰市井而成”。宁波，即“海定则波宁”之意，其历史文化在宋代以后已有大量记载。宁波是宋代重要的贸易港口，宋室南渡后宁波更成为临安的对外门户，地位也日益重要。各种官办的救济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养济院、广惠院、安济坊、惠民药局、平仓、义仓、社仓等。

近代宁波慈善团体数量之多，类型之丰，慈善事业发展的盛景从中可见一斑。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初年宁波地区的慈善团体多达437个，名列全省前列。名目繁多的慈善团体中不仅有中国传统的慈善团体，更有近代性质的慈善组织。

近代宁波传统慈善团体众多且依旧缓慢发展。当时宁波各类传统慈善团体齐全，育婴类有育婴堂、拯婴公所、恤生会；恤馨类有感存公所、永济堂、同仁堂、益善迈妇堂等；义庄类有屠氏乔荫堂义庄、孙氏义庄、西城杨氏义庄、吴氏义庄等；施药类有体善局、医学公会送诊所；义冢类有体仁局、施仁公所、永德施材公所、四明公所、永安社等；保管类有浮桥厂、广济会、济生公所等。用当时宁波人的话来说就是：“吾甬为通商巨埠，善堂林立，如养老、育婴、医病、恤废等诸义举，无不应有尽有”。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甬上三善堂”，即育婴堂、体仁局、感存公所。近代宁波对传统善堂的管理和改革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鸦片战争后，宁波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宁波一时人口密集，商业繁荣，但各种城市问题也紧接而至，如城市卫生、失业安置、治安消防等等。这一切催发着现代慈善团体的孕育和发展。贫民习艺所、平民工厂、水龙会、孤儿院、阅报社、宣讲社、女子职业社等等近代慈善组织相继出现。其中水龙会就是为解决城市火患问题而成立的。早在清道光二十六年，徽人张绎与宁波人士缪棠等在城东大道头（今江厦桥西瑰）首先设立城区水龙局，名为“永安会”。这在全国各地都是相当领先的。清末，水龙局、公安会等消防组织己遍布宁波城乡。民国初年，宁波还有大批近代慈善教育机构，如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四明贫儿院、镇海孤儿院、奉化孤儿院等等。与纯粹收容、留养的传统慈善机构不同，这些教育机构主张教养并重，重视教的功能，以被教养者自立于社会为目标，真正“授之于渔”。宁波还首创市民公会、宁波工商友谊会等新型社会公益团体。市民公会是区域性的基层自治组织，类似于清末民初出现在苏州的街道范围的市民公社。

宁波新式慈善事业离不开欧美传教士的影响。宁波通商之后，西方传教士在宁波逐渐形成势力并产生了深远影响。外国传教士在传教同时兴办了大批慈善机构。近代宁波随之产生了大量教会慈善教育和救济机构，如如三一中学、浸会中学、斐迪学校、中华基督教恤孤院、华美医院、体生医院等等。传教士的慈善机构在民国之后影响逐渐扩大，最终外来型慈善团体成为近代宁波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

各类慈善团体的涌现离不开宁波人的热心参与，他们积极参与家乡的慈善活动，以地方安危为己任，勇于担当，不余遗力。其中涌现了不少近代著名的慈善人物，如虞洽卿、吴锦堂、秦润卿等旅外宁波商人，再如曾任宁波总商会会长的费绍冠、陈兰荪，丰纱厂董事总经理顾元琛，钱业巨子严英、俞佐庭，镇海商会首任会长朱彬绳等等。一生致力于镇海慈善事业的朱彬绳因病于1925年9月去世。当时宁波人“闻其溘逝，识与不识，无不同声痛惜”。不仅如此，近代宁波人无论是巨商富贾还是普通商人百姓普遍对慈善事业有较强的自觉和公共参与意识。可见，当时宁波已形成了社会支持慈善事业发展的氛围，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