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传，早在三国吴赤乌年间，龙华寺建立时佛教就已经传入上海地区。南朝梁代和唐朝时，上海已经佛教寺庙众多，佛塔林立。但历史上，上海始终没有形成佛教宗派或成为佛教圣地。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尤其是辛亥革命后，上海不仅寺庙佛塔繁盛，佛教徒众多，而且佛教文化活动频繁，佛教得到了全面大发展。佛教信奉因果报应，提倡劝善积德、普渡众生，因而上海佛教的发展也带动了上海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出生于上海的黄涵之居士不仅对佛教净土宗颇有研究，而且还是口碑载道、妇孺皆知的大慈善家。

　　黄涵之（1875-1961年），名庆澜，字涵之，法名智海，出生于清光绪元年。他幼年受传统教育，攻八股文，曾中秀才，还因连年岁考成绩优良而出贡，并成为具有出仕资格的拔贡。光绪末年，他辞去官职，到日本留学。日本返国后，他先后在上海创办南华书局、上海法政学校等文化教育机构。民国后，他先后出任上海火药局局长、上海高级审判厅厅长、温州瓯海道道尹、上海市公益局局长等等。

　　在《瓯海观政录》自序中，黄涵之曾说：“余自少从外舅张经甫先师游饫。闻立身行己与居官临民之道，又见习先君子乐善好施。老而弥笃，服官以来一以父师训型为从政之本……”受佛教慈悲观和外舅乐善好施的影响，无论身居何方、位列何处，黄涵之都致力于灾荒救济、慈善教育、慈善公益等各项慈善活动。“若论黄涵之之为人，可谓官长中无二无三者。彼在宁波，每年施药，当过二万元。况其施送善书，及种种善举乎。彼之为官，乃以家资贴用者。非朘民误国以肥家者比也。”（三编卷四复刘观善居士书二）这是对黄涵之为人和为官中肯的评价。

　　1922年夏秋，浙江遭遇了近几十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壬戌水灾。时任会稽道尹的黄涵之积极筹备成立了宁绍华洋义赈会并担任会长。他迅速“派员分赴会勘，并将灾情最重各县所报情形，先后转呈”，还“迭电省县拨款放赈，……恳赐迅拨巨款。”黄涵之还立即召集当地士绅，发起组织浙赈征募大会筹备会，当场认定1总队28分队，并被推为总队长。不仅如此，黄涵之事无巨细，都能安排得当，考虑周全。他训令各县知事，提出灾后急救之策，并强调了恢复交通的重要性——“以便劫后灾黎得以出外谋生。”与此同时，在灾后防疫方面，他强调：“各县风水为灾，最易发生疫防，亟应设法预防。”灾难无情人有情，黄涵之为此次救灾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上海各慈善团体负责人黄涵之、屈映光等人组织成立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济会（简称慈联会）。会址设在云南中路三十五号仁济堂。“八一三”事变后，上海战事爆发后，伤亡惨重，慈联会组织十辆卡车运送难胞并设法安置。第二天，大世界上空落下炸弹，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派到慈联会的工作人员竟然纷纷逃跑。8月15日，黄涵之、屈映光等人对国民党撒手不管慈联会表示愤慨，随后召集上海佛教界知名人士赵朴初、关纲之等商议决定在慈联会下面增设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下设收容、给养、总务、遣送、医务五股，以佛教界人士为主。1938年后，黄涵之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并负责主要工作。在黄涵之、赵朴初等人的努力下，该会先后设立了50多个收容所，收容难民数十万，不仅供给衣食、医药，还进行救亡教育，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战。难民委员会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灾荒救济方面，黄涵之心系黎民、不遗余力，他的功绩枚不胜举。由于早年的传统教育和留学经历，他能够敏锐地看到慈善公益和教育的重要意义，因而他在这些方面也竭尽所能，大力提倡并积极实践。黄涵之曾任上海普善山庄、上海慈善团、上海孤儿院、残废院、游民习勤所、保安养老所、妇孺救济会、仁济广益堂、同仁辅元堂、南市救火联合会、仁济医院、上海红十字会、中国麻疯救济会等慈善机构董事。在任宁波会稽道尹时，他曾担任宁波佛教孤儿院的名誉董事，曾多次前往考察孤儿院，并非常重视对孤儿的教育工作。本着佛教居士的慈爱之心，黄涵之还在1918～1922年间与王一亭、施省之等人在上海创立“世界佛教居士林”和“上海佛教净业社”，专设放生会，提倡戒杀放生等等。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王震等曾评价黄涵之道：“涵之先生今之慈善大家也，生平宦辙，所经爱民劝政固已，口碑载道，妇孺皆知。”“口碑载道，妇孺皆知”可谓是对黄涵之一生慈善救济事业，以及他淡泊功名、无私奉献精神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