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慈善文化博大深沉，且传扬万里。宝岛台湾虽与祖国大陆隔海相望，却也一样受到慈爱精神的福泽。如今，台湾的慈善事业颇为可观，影响力大，且较为完善，与其慈善传统之沿袭不可分割，却也在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台湾慈善事业发轫于清前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设府。为揽民心、示惠恤，首批赴台就任的官员台湾知县沈朝聘、凤山知县杨芳远、诸罗知县季麟光，依清律在县城内各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残疾无告者。这成为台湾慈善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此后，赴台任职的官员继续倡行此举，遍建各类慈善设施及处所，近两百年间中，在官绅士民的襄助下，台湾慈善事业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基本形成了涵盖生老病死的慈善救济圈。

　　鸦片战争后至甲午战争前夕，台湾的慈善事业一方面延续了自清前中期以来各县创设善堂的传统，并有了一定发展；另一方面，因西方基督教的传入及其教会慈善活动的开展，已开始投出近代的气息。甲午战争后，日本割占台湾，传统善堂的发展趋于中断，教会慈善活动渐占主导。

　　在近代台湾的慈善事业运作中，诸多传统善堂，如养济院、普济堂、育婴堂、栖流所等实为一股重要力量，官民合作，共襄善举，为台湾社会的弱势群体提供了一定的救济。而台湾善业中的一个亮点，实属其灾荒慈善救济。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地质构造造成其多风灾、震灾。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一书统计，1840—1895年的五十余年间，台湾共发生地震11次，风灾10次，水灾5次，瘟疫3次。如同治元年（1862年）夏，嘉义突发大地震：“城垣雉堞倾圮数丈，城壁大半崩坏，西门外土墙倾塌，民居倾圮无算。数丈地裂盈尺，深丈许，喷泥，压死者数千人”。光绪七年（1881年），台湾骤风暴雨，溪水陡涨，北部两府淹毙人口甚众。正由于这类自然灾害频发，故从清中期开始，台湾各县厅均置仓，以备凶年之需。台湾各处的仓储有官仓(文仓、武仓)、社仓、义仓和番社仓之分。义仓由官民捐设，社仓由民众自建。道光后期，淡水同知娄云“劝各庄合设社仓，众多踊跃，后先设立”。“即有其灾,而人民尚义，业户辄出平粜，乐善之士亦多捐振”。据载，台湾各处的社仓、义仓达28处，番社仓57处，其中约半数以上设于近代时期。由此，互助互济也成为近代台湾民间社会慈善事业的重要形式之一。

　　之所以说台湾近代慈善事业走了一条独特的道路，是因为其受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西方慈善观念的影响，体现出中西慈善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特点。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合法化，西方各国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进入台湾传教。为便利传播福音，广收教徒，西方教会还兴办起医院、孤儿院、教会学校等慈善机构。同治四年（1865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雅各兴建了台湾第一所教会慈善机构———义诊所，为附近贫病者免费诊治。稍后，淡水传道所病院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建立，创设者为加拿大长老会牧师马偕，亦赠医施药，就诊者颇众。遇上灾荒年景，各差会及传教士还将母国教会募集的款物赈济灾民。尽管教会慈善机构的初衷在于借行善事以扩大教会影响，但其客观效果也赈恤了一些饥民孤童,减轻了台湾贫民的病痛。另外，教会慈善活动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推动了中国传统善堂的改良或变革。但随着20世纪前期日本殖民统治的加强，台湾的慈善事业已乏善可陈，基本上是民间社会小规模的互济互助了。

　　纵观近代台湾的慈善事业不难发现，晚清之际，台湾慈善事业受内地善堂的影响，与内地联系紧密。清末民初以后，受中西慈善文化碰撞与交融的影响，近代西方慈善观念在台湾不断渗透并逐渐增强，“西化”色彩日益浓郁。由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台湾慈善事业的发展也经历了不寻常的过程。尽管如此，台湾在致力于本土慈善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一直积极参与内地的赈灾恤贫、扶危济困等慈善活动，表现出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进入新的世纪，台湾同胞与内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慈善事业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