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年，正当洋务派为挽救中华民族危机而如火如荼地开展“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时，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山西、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省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旱灾时间之长、范围之大，为300年来中国最严重的一次，历史上称为“丁戊奇荒”。据当时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丁戊奇荒中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死亡的人数在900-1300万之间。其中山西受灾最严重，全省有1/3人口死亡。

　　正值百姓水深火热之际，有一群山西人，他们自身受到灾荒的重创，但是仍致力于赈济灾荒、恤老扶幼、救贫济困、兴办义学、修桥铺路等各种救灾赈济的慈善活动，帮助山西百姓渡过难关。他们就是在明清时雄居中华、饮誉欧亚的晋商。晋商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明清500年间，晋商以群体的形式活跃在大江南北，驼帮、船帮和票号是他们的鲜明标志。其经营范围上至绸缎，下至葱蒜，清初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银行——钱庄，可谓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当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时，清政府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戏楼搭台，救济唱戏

　　被誉为中国民居“第一祠堂”的山西晋商常式家族的“北祠堂”坐落于山西榆次车辋村北常后街东端北侧。该祠堂宽25米，进深160余米，三门四进，上下两院，其中有个戏楼格外引人注目。这个精美的戏楼始建于光绪三年，历时三年完工，耗银多达三万两。建楼期间正值丁戊奇荒，常家商业上惨淡经营，还要维持近800口人的大家庭。以儒商望族、勤俭持家为荣的常家，为什么在大荒之年耗费巨资修建大戏楼呢？

　　原来这是常家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救济乡邻的决定。丁戊奇荒期间，常家的许多乡邻从小康之家顿入贫困挨饿的境地。但是源于勤俭、自持的个性，很多乡邻不愿去粥棚领取施舍。常家深知乡邻的性格，于是开始盖戏楼，承诺每个来帮忙的人都可以获得一餐一饭。常家规定，任何人只要搬一块砖就可以提供一天的饭。那些挨饿的乡邻可以用自己的劳动换来饭食，有自尊地获得救济。灾荒持续了整整三年，常家的戏台也建了三年。常家的用心可谓良苦！

　　严格治家，共济灾荒

　　丁戊奇荒时期，晋商大户乔家的主人乔致庸已年逾八旬。眼见巨大的灾荒造成民不聊生的惨象，他毅然做出了三个决定：第一，家中生活一律从简，灾年期间家里上上下下一律不做新衣服，更不许吃山珍海味；第二，凡乔家堡的人，按人发放维持生活的粮食，一直到灾害结束；第三，设锅施粥，而且要求乔家所熬的粥要达到“插上筷子不倒，解开布包不散”的程度。乔家与乔家堡的人同舟共济，终于一同度过了这场大灾荒。

　　常、乔两家只是晋商群体救灾的缩影。据统计，旱灾爆发，短短几个月内，晋商共捐银12万两。不仅如此，一些晋商的票号还负责捐款的募集、汇兑与发放，成为政府进行救灾工作的重要支持力量。晋商在各地分号的掌柜纷纷伸出援手，与家乡同仁共同救灾。

　　晋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被誉为“儒商”。他们重“信”、重“义”，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晋商的资产很大一部分用于宗族活动和封建慈善事业。如定襄县邢大绪，远至漠北做生意，致富后志在行善，“族中旧无祠堂，公偕众建立；村西旧无文昌阁、财神阁，公偕众修之”。祁县人阎成兰，行商朔平、归化。乾隆十二年（1747），他在井陉县捐钱修桥，命儿子督工，用了四年时间修大石桥14孔使车马可以通行。他临终的时候又命他的孙子补修石桥，并建河神庙。盂县张芝，靠卖帽子致富，曾出资建“崔府君祠……县治西关帝庙”等等。

　　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慈善活动有了进一步发展。民间社会救济活动逐渐兴起，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晋商在经济舞台上逐步兴起并成为民间一支有力的社会救济队伍，在民间慈善事业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