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福利彩票、体育彩票、足球彩票早已耳熟能详，彩民也已飞入寻常百姓家。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彩票迅速发展，至今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产业链。然而，时光流转，在100多年前的清朝末年，近代彩票（特指依赖于近代资本体系建立起来的彩票）也已风靡一时，盛况堪比当下！近代彩票的繁荣犹如历史一件华丽的袍，然而撑起这件锦袍的却是清末的义赈善举。

　　晚清时期，荒灾、荒政并行，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变，民间自行劝赈、募集经费，并自行跨地域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义赈”活动逐渐兴起。据义赈主要发起人经元善记载，丙子(1876)、丁丑(1877)间，江苏沐阳和山东青州发生严重灾荒，李秋亭首倡义赈。丁丑至戊寅(1878年)间，山西河南等地发生大旱奇荒，经元善等人成立了上海协赈公所。随后，义赈大规模开展起来，各地纷纷兴办了类似的机构，如澳门协赈公所、台北协赈公所、绍兴协赈公所、安徽协赈公所、湖北协赈公所等等。各地的协赈公所以上海协赈公所为中心，与其保持密切联系。义赈克服了官赈饱私囊的弊端，成为官赈之外的重要社会救济活动，到了19世纪末，已经是“风气大开”，蔚然成风。

　　清末义赈的创举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义赈把善堂这种中国传统的善举形式组织起来，广泛联系新式企业如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甚至把中国驻外使领馆及企业的驻外商行也纳入其中，形成了一个触角伸及全国各地义赈网络。民间的赈灾活动从以往个别乐善好施的“善人义举”变成了全社会瞩目的公益慈善事业。

　　其二，光绪初年兴起的义赈突破了狭隘的地区局限，对全国重灾地区进行赈灾，其募捐范围扩大到各个社会阶层甚至海外爱国华侨。

　　其三，晚清兴起的义赈创造了一套新颖而有效的工作程序和方式。义赈发起的筹赈活动也超越了传统募捐机制。

　　光绪四年（1878年），义赈引发了热烈的筹赈场面：妇女施舍金簪首饰、商人出资出物、绅衿施助恤孤、妓女助赈济物……为了尽快将大量助赈物品转化为赈款，上海协赈公所同人仿效在上海开设的国外彩票吕宋票，开始发行变资助赈的彩票。其法为：以物价高下定彩票等差。当时物品估价为二千元，彩票发行共两千张，每张一元。开彩方式是，请一位耆儒和两位童子在城隍庙台对着神明，秉公抓阄。然后凭票对号，按照号数发放物品。此次筹赈大获成功。

　　然而，中国历来将抽奖票作为一种赌博形式而将其禁止。清代禁赌极严，虽然官方控制不了外国开办的吕宋票，但严禁国人仿效开办同类形式的彩票。但义赈的公开售彩之举没有受到清朝官方的干预，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彩票发展的突破口，义赈的售彩之举意义非凡。

　　光绪七年（1881），义赈活动再度兴起，售彩助赈之法成为其正式运用的募捐手法之一。赈灾同人也大胆借鉴了正规彩票发行方式。光绪九年，上海丝业会馆赈所主持人施善昌进行售彩赈灾，其手法已相当完备，几乎与正规彩票发行一致。

　　虽然施善昌赈彩售物手法成功移植了吕宋票的运营机制，但是缺乏商业资本的背景。第一家正式运营的近代彩票是森宝书局彩票。光绪十三年（1887），“本局（森宝书局）专为河南灾重起见，爰将所藏石印等书画、碑帖合成捌千元，照售书例，共设筹赈售书彩票贰万张……”首次顺利开彩后，森宝书局立即发行了第二次彩票。一时间，社会上开办书彩筹赈票蔚然成风。

　　随着书彩筹赈票的风行，国人自办彩票的有利之处和流弊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由于筹赈的迫切需要，光绪十四年，有人提议由义赈的两位主要人物施善昌和陈竹坪出面长期承办赈捐彩票。此后国内打着“筹赈”旗号的彩票继续发行，而且由彩物阶段过度到了彩金阶段，正式与西方彩票接轨。比如，当时金阳赈局创办的助赈彩票不仅是一家正规彩票，而且还打入了上海市场。齐青筹赈局发行了“齐青筹赈彩票”，试图与吕宋票直接竞争。

　　光绪二十七年，三家打着义赈旗号经官方批准的彩票开始运营，即顺直义赈彩票、协助秦晋义赈彩票和筹办山西义赈彩票。由此，中国近代彩票业大大发展。但始料未及的是，中国彩票泛滥的态势逐渐蔓延，彩票业不再依托于义赈这块阵地，这大大地违背了用彩票方式进行义赈的的初衷。滥觞于义赈的中国近代彩票与义赈也就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