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开埠后，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演变，“租界”的出现使上海成为一个华洋共生、五方杂处的多元共同体。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上海的慈善事业也经历着近代转型。新旧形态的慈善团体并存，外来慈善文化与本土慈善文化杂糅并生，共同推动着这座城市慈善浪潮之暗涌。

　　民国时期是上海近代化转型最剧烈的时期，其间，形成了大致三类不同类型的慈善团体。第一类是传统型慈善事业团体。这类慈善团体延续了明清时期慈善事业的特点，以抚恤老弱、发放衣米、施设棺材等为任，体现着中国文化中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的优良传统。同仁济善堂是这一时期传统慈善团体的代表。该堂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从事慈善活动，仅1927年一年，即发放内科药121000次，外科药24000次，施设棺材670个。在大沽路创办的仁济育婴堂，月平均收养60到70个弃婴；闸北区的普善山庄，除从事大规模的埋葬业外，还进行施放衣物、粮食等救贫活动。此外，上海慈善团领导下的上海清节堂、复善堂、保息善局、黄氏牛痘所等，都是民国时期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型慈善团体。

　　上海城市的衍变是近代中国社会嬗变的缩影，作为上海近代城市社会的一个领域，上海慈善事业在保有传统色彩的同时，又增添了近代成分，这便是外来型慈善事业。上海新式慈善是由欧美传教士带来的，西式医院是外来慈善事业的一个载体。基督教会早在上海开埠的第二年就开始为中国人免费看病，并于1846年开办了仁济医院。此外还有同仁医院、西门妇婴医院、广仁医院、伯特利妇婴医院等。1864年，传教士在徐家汇附近的土山湾设立了孤儿院，成为上海的第一所孤儿院；1869年创办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专门收养弃婴。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慈善事业中，外来型慈善团体不只是救助了无数病困百姓，更带来了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并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融合，形成了近代特殊的慈善文化形态。

　　近代慈善事业的转型固然同西方教会慈善的输入关系密切，但促使它同传统形态的慈善事业离异的主要因素其实在于现实的近代城市社会的形成。20世纪初期，四分五裂的近代中国被灾害和痛苦笼罩，无数百姓沦为游民乞丐，上海自然成为一大游民聚集地。游民队伍的出现必然带来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譬如公共卫生、安全、就业以及游民安置、饮食等，而这对于一个发育不全的城市来说，单靠官方的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同近代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慈善团体的出现，其实是一种自然的趋向，其存在意义也非同小可。1925年12月，华界租界的各界士绅商人联合发出倡议，扩充原先作为残疾人收养机构的上海残疾院，成立了收容乞食游民的淞沪残疾乞丐游民教养院，传授工艺技术、增长生存能力，图求社会安宁。1927年南市慈善团体会同上海县当局，在漕河泾建立了乞丐习艺所，后改称为游民习勤所。到1931年6月共收容1347人，其中763人以新的形象走向社会。绝大多数人经过在所一年以上的劳动锻炼，掌握了一定劳动技能，在做出不再成为乞食游民的保证后离开。这正是“养教结合”的现代慈善理念的践行。此外，由中国人经办的对女性游民实行收容、教化的机构，有中国救济妇孺总会、妇孺教养院等。民国时期上海还设有收容、教养贫民子弟的上海孤儿院、上海贫儿院、广慈苦儿院，类似机构我们在《三毛流浪记》里都曾经见到过。这些慈善团体都以拯救弱者、塑造新人为己任，由传统的“只养不教”演变为“养教结合”，不正是慈善事业向近现代转型的标志吗？

　　民国时期上海慈善事业，因此三类慈善团体的存在而得以不断健全与完善，向着近现代慈善事业范式进行着转型。同时，它也是对城市近代化建设的有益探索和尝试。它对提高城市居民的公共道德、市民意识和维持城市社会秩序都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其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直至今日仍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