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反映了异乡旅人的艰难和辛酸。而近代天津，出现了专门服务于他乡之客的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天津会馆和同乡会的出现与中国家族伦理本位的民族特征有关，会馆和同乡会所从事的慈善活动则是中国人故乡情结和家族观念的延伸。

　　近代的天津是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和经济中心，来自华北、江南、东北、内陆各地的人纷纷汇聚于此，可谓南腔北调、五方杂处。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游子茫茫然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谋生活，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俗，加之生存的压力和身心的孤寂使他们很容易对“老乡”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而相似的语言、习俗和民间信仰在乡土情结的融汇下逐渐形成了一种互助性的同乡组织，即会馆或公所。

　　公馆或会所一般以省、府、州、县为单位。同乡的官员和大商人发起后，联合同乡或同业商帮集资购置地产以供同乡聚会、议事、祭神、庆典以及临时安置和临终安葬。会馆的管理制度一般有三种，即值年制、共管制和董事制，其日常经费多来自房租收入，同时辅助会员会费以及向同乡发放的公债和帮助同乡联系生意抽取的佣金。在天津的经济活动中，非常活跃的会馆和同乡会有：闽粤会馆、江西会馆、怀庆会馆、浙江会馆、江苏会馆、安徽会馆、云贵会馆、山东登莱旅津同乡会、丁公祠庐阳公所、浙江纸帮会所等等。

　　天津会馆与同乡会的慈善活动有：

　　一、救济贫苦同乡

　　会馆和同乡会为患病者安置就医，为无计返乡者开写路条、资助旅费等，可以说是贫苦同乡的临时救援组织。再如，安徽会所资助赴京会试的士子，安排考生住宿，并与铁路、轮船等部门联系，为贫苦返乡或运柩归里的同乡提供免费或优待服务。

　　二、设立义地

　　几千年前屈原就高唱：“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确实，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是每个异乡人剪不断的情结，客死异乡的人总希望能魂归故里。因此，几乎所有的会馆和同乡会都设立了义地，有的义园还办理施材、埋葬、发丧、起运等公益事宜。一般家境的会选择在义地暂时停柩，适时再将其运柩归籍。而家境不济的则选择永远栖息于义地。例如浙江会馆有义园一处、义地两块。义园在张友堂、严筱舫、王铭槐等资助下建成，位于原三义庄，占地76亩，设有疗养院和病房15间。义地一处位于黑牛城，有小船一只、砖房两间，是贫困同乡的安息之所；另一处位于唐家口，有一个池塘、20间砖房，是富裕之人的安息之处。

　　各会馆的义园和义地兴盛与否与会馆籍人的经济实力有着密切关系。

　　三、兴办同乡学校

　　为了教育同乡子弟，会馆往往会设立学校，为其提供学习和授业的处所。比如1920年广东会馆捐钱捐地，在现滨江道设立可容纳800余人的旅津广东学校，其中粤人占一半，而且学费减半。其他则招收外籍学生，但学费与一般学校相同。旅津广东学校初创时仅设小学，后扩充到中学，学生逾千人。

　　另外，天津会馆和同乡会还会在客居地组织公益活动，反哺客居地和故乡。如设立粥厂、建立医院、募捐等等。1947年山东地区遭受灾害时，会馆邀请著名演员程砚秋、尚小云来参加义演，后将筹得的30000余元全部交给山东赈济会以救济灾民。

　　天津的会馆和同乡会的慈善活动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它们不仅增强了异乡游客的文化认同感，有利于维持移民秩序的稳定，促进客居地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的发展，而且缓解了政府救助机构和民间慈善机构的救助负担，成为这两者之外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任云兰：近代天津会馆与同乡组织及其慈善公益活动，《南方论坛》，2008年6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