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百年，是沧桑的百年，也是变革的百年。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百年间也同样经历了巨大转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序幕，而我国的传统慈善事业也就此开始了转型。古代慈善理念强调的是对诸如老幼鳏寡、贫病废疾等人的“收养”与救助，而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西方思潮的涌入，慈善事业的理念渐趋积极，转为“教养并重”，即在重视收养的同时，越来越重视对被收养人的“教”，这也即是近代慈善理念的核心所在，正所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而最早提出对传统慈善事业的改革设想，并将“教养并重”付诸实践的，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

　　冯桂芬是苏州府吴县人，在清军收复苏州后即返乡居住，逐渐淡出仕途，主要以地方绅士的身份在苏沪一带活动，此间对慈善事业倾注了大量精力，积极主持参与了大量慈善活动，还亲自创办了多种慈善组织。他在吴县创立了一仁堂、种树局以救助地方贫民；避居上海时创立了保息局、安节局用于救助战争难民。保息局后来还发展成为了兼办养老、施棺、埋葬和义塾的综合性慈善组织。同治三年（1864年），被李鸿章委以重建苏州慈善组织的重任，还亲自兴复了苏州女普济堂、锡类堂、丰备义仓三个慈善组织。这些足可见冯桂芬一生慈善活动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宽泛。但若仅就此而言，冯桂芬只能算作一个热心慈善的传统绅士，他在慈善理念上的改革与突破才真正使他成为了我国近代慈善的先行者。

　　1860年前后，避居上海期间，冯桂芬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并与西人密切接触，其慈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元素。从他当时撰写的《收贫民议》和《复宗法议》二文来看，他已注意到西学中有关慈善救助的内容，并借鉴西方经验，对中国慈善事业提出改革的构想。他在介绍荷兰的养贫局、教贫局以及瑞典的学校制度以后，建议在各州县普建善堂，官府订立制度，选择绅士管理，在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读书室、严教室等各善堂中，吸取荷兰、瑞典等国的教养方法，把那些不服家长管教的民间不肖子弟以及从事赌博、斗殴、小偷小摸之人收入“严教室”中，让他们从事耕田、种菜等工作，改变他们的品行；又建议设立“化良局”，专收妓女，选择老成朴实的妇女，教以纺织技术，三年保释。如此一来，则可达成“境无游民、无饥民、无妓女”之目的。冯桂芬提出的这些构想，无论是救助对象，还是救助办法，都与传统慈善事业存在显著差异。从救助对象来看，道德不良者都被纳入救助范围，如严教室专门收容“不率教”的子弟、化良局收容妓女；而救助办法也更加积极，采取“教养兼施”，在保证基本生活之外，严教室“教之耕田治圃及凡技艺”，化良局“择老妇诚朴者教之纺织”，目的在于使受助者能够改邪归正，并习得谋生技艺，以便日后自立。这种“教养并立”的理念，正是对传统慈善思想的更新和突破，开启了近代慈善理念的先河。

　　在提出慈善事业改革构想之后，冯桂芬还努力将其付诸实践，创办了一些新型慈善组织，如苏州洗心局。洗心局收容旧家不肖子弟，实行管教，弟子入局时，由家属将子弟以往的性情举止、所犯过错及读书习业情况一一说明，以便管理者对症下药、因材施教。而且，洗心局还制定了周密的考核和奖惩办法，以保证教育和改造措施的贯彻实行。这种种管理方法，都与冯桂芬先前设想的“严教室”极为类似。

　　作为近代慈善理念的先行者，冯桂芬实为我国慈善事业史中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慈善事业的所作所为说明，在太平天国战争前后，已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传统慈善事业的不足，并开始探索中国慈善事业近代转型的道路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