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城苏州，虎丘山下，山塘河边，现坐落着林木葱茏的苏州市社会福利院。它实是一个拥有300年历史的古老所在——清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由郡人陈明智、顾如龙等募建的苏州普济堂原址即在此。正如我们所见，在由清朝政府倡办的全国近400家普济堂中，于300年后依然存在并继续作为社会福利机构发挥作用的，唯有苏州普济堂。

　　最早的普济堂是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建在北京广宁门外的京师普济堂，其建造经费没有动用国库，完全由民间力量筹资兴办。当时，京师普济堂在提倡乐善好施社会风气方面起到模范作用，康熙皇帝为此特地题写了御制碑文以及“膏至回春”匾额。数年后，从北京返回苏州的昆曲名伶陈明智以京师普济堂为参照，在虎丘山塘河边建起了苏州普济堂，自此，那些流离失所、无依无靠的人们便有了一个温暖的归宿。

　　在追根溯源之后，再可一窥普济堂的发展历程和社会功用。普济堂有一俗称“老人堂”，顾名思义，它的职责即是收养穷困孤寡的老人，使他们可有安身之处，乐享晚年。起初，苏州普济堂也是全由民间资助，但从乾隆朝起，因于社会安定和谐有功，普济堂开始得到官方支助。如乾隆二年（1737年）官府将官司没收的田房变价银5575两拨给普济堂使用；乾隆三十一年（1767年）江苏巡抚明德令增建病房51间。故由于民间、官方相继捐置和拨款，至清同治年间，苏州普济堂田产已遍及苏州府所属各县，每年可收田房租息约两万串，可留养年老贫民350人。普济堂规定进堂条件为60岁以上孤老，自带棺材一具，并须有店家作保，除家中恒产要一并入堂外，老人的一切均由堂内负责。此外，还设施棺、施药、济贫等其他公益事业。故其虽被称之为“老人堂”，普济堂却已远远超出了仅仅济养老人的范围。

　　普济堂不仅是苏州地区标志性的民间慈善机构，更是中国慈善事业悠久历史的活的物证。自清朝初建至现代，这里不断汇集着社会各界、同业机构、海外友人以及志愿者们竭诚支持与无私援助。巴西华侨詹氏家族先后在此捐建了沛霖楼、莼君楼、综合楼，美籍华人赵廷箴先生捐建怡乐楼，港胞朱恩馀先生助建青残楼等，这些都是普济堂秉承博爱传统、弘扬慈爱文化的见证。

　　如今的苏州普济堂，已是设施现代、功能齐全的苏州市社会福利院，济养孤老的慈善传统得以绵延与传承。新的福利院在普济堂的基础上拓宽公益领域，功用更加多元，除养老外，养育、医疗、护理、康复服务都渐趋完善，实为苏州地区慈善事业中的一个典范。

　　回溯普济堂的历史背影，还有两处不能淡忘的遗迹，引人深思。一个是《永禁虎丘开设染坊污染河道碑》。这是在普济堂址旁的的一块石碑，立于乾隆二年，明令禁止在虎丘旁边开设染坊，以防河道被污染，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为防止水污染立下的规矩。它比英国1833年颁布的《水质污染控制法》早了96年，比美国1899年《湖川港湾法》早162年，是古人环保意识的文明之光。另一个是嘉庆三年的《申禁放生关河网捕碑》，同样是在虎丘山塘，毗邻普济堂。作为鱼米之乡，捕鱼是苏州百姓的重要生计，但是先民们已经懂得不能无节制地向自然索要，故而把著名的山塘河定为“放生官河”，禁止渔船在此捕鱼，以保全水族性命。现如今，在山塘河的通贵桥、星桥、普济桥、西山庙桥四座拱桥的桥边，还可见“放生官河”的字样存在。这两处历史细节，虽然看似与普济堂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但其所彰显的古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精神，似与普济堂所弘扬的慈爱文化共通共融，因为二者所体现出的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仁义胸怀和善良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