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慈善思想和善行早已出现，比如西周以来的“民本”思想，儒家的“仁”，墨家的“兼爱”等，但是直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慈善”一词才开始使用。公元一世纪，佛教传入中国，由于统治阶级支持、著名高僧推动等原因，佛教很快在市民百姓中传播开来。

　　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与佛教有密切关系，那么佛教是如何深刻地影响其发展的呢？让我们先从佛教思想对古代慈善思想的影响说起，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佛教因果报应观念

　　因果报应说是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所谓因果报应就是：宇宙万事万物都受因果法则支配，由“业”（即人们自身行为和支配行为的意志）决定其性质，善因产生善果，恶因产生恶果，这个法则在六道轮回中实现。

　　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因果报应说迅速为广大百姓所接受，因为它十分契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早在佛教之前，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积善余庆”、“积恶余殃”的思想。《尚书•商书•伊训》中云：“惟上帝无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周易•坤•文言》中也有类似的思想：“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逐渐实现中国化。比如佛教主张自作自报，认为“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但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解释恶人得福长寿、善人致祸短命的现象。这不免会使人们对佛教善恶报应说产生怀疑。东晋南北朝时期，著名高僧慧远提出了“三报”说，即“经说业报有三：一曰现报，二日生报，三日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三报”说认为遭到报应的未必是行为者本人，也可能是他的子孙后代，这解决了中国传统道德无法解决的困惑，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佛教因果报应说对个人具有道德约束力，上至统治阶层，下及普通百姓，而且这种约束力无论对现世、来世都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产生怵惕之心，警省约束自己去恶从善。因而，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是中国慈善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几千年中国人维护道德伦理的精神支柱。

　　二、佛教慈悲精神

　　慈悲精神是佛教教义的核心。《观无量寿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即指佛教以慈悲为本。佛教中的“慈悲”指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利他、平等的道德观。在梵文里，慈与悲本意不同，《大智度论》中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也就是说，慈心是希望他人得到快乐；悲心是希望他人解除痛苦。

　　佛教利他主义道德观是通过布施来实现的。在大乘佛教菩萨“四摄”、“六度”中，布施者皆列为第一。布施一般分为财施、法施和无畏施。布施的最高境界是舍身，如佛经中所说舍身投虎、割肉贸鸽等。

　　中国佛教主要是在印度大乘佛教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慈悲成为中国佛教最主要的道德观念。佛教慈悲精神和不带有任何功利目的、具有利他性的布施行为对中国慈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佛教福田思想

　　福田，是比喻语，好比农夫播种于田，有秋收之利；布施者撒下利人行善的种子，此后也能受到福报。福田原本指对佛的布施，后来推广到法、僧，甚至父母、师长、贫困孤独者乃至畜生。

　　《佛说象法决疑经》援引其曰：“我于经中处处说布施者，欲令在家出家人修慈悲心，布施贫穷、孤老乃至饿狗。我诸弟子不解我意，专施敬田不施悲田，敬田者即是佛法僧宝，悲田者贫穷孤老乃至蚁子，此二种田，悲田最胜”。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福田思想认为，对贫困者的布施比供养佛法僧更重要。“七法广施福田”中说“一者兴立佛图，僧房堂阁；二者园果浴池，树木清凉；三者常施医药，疗救众病；四者作劳坚船，济渡人民；五者安设桥梁，过渡羸弱；六者近道作井，渴乏得饮；七者造做圊厕，施便利处”。其中提出了七种广施福田的方法，多为社会公益善事，可见福田思想是佛教社会慈善事业的开端。

　　佛教福田思想与报应观念和慈悲精神密不可分。佛教福田思想是南北朝及唐宋佛教慈善事业的直接起因。明清时期的善会、善堂，有的创设于寺庙，由僧人管理，有的由信佛的地方“善人”筹资创建，这都说明了佛教与慈善事业的密切关系。

　　参考资料：

　　[1]王卫平：《论中国古代慈善思想的基础》，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2]张志云、王丰：《浅析中国佛教的慈善思想渊源》，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报，第2卷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