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提倡 “仁义”，注重对鳏寡孤独、残疾者的救济、收养，对贫困、突遭不幸变故者的救助，社会慈善救助活动频繁。一是对突遭天灾人祸等急难的救助。是一种灾后的临时性救助活动；二是经常性的社会救助慈善活动。指对鳏寡孤独的救助，给贫病者施药、施粥、收养弃儿丐童及设义冢收埋枯骨、饥殍，施送棺椁等善举。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古代救助社会慈善思想的种类及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分为人性和理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人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从人的同情心即仁义出发，怜悯并救助他人思想；理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为维护统治地位“行仁政”的社会救助慈善思想。它是仁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运用。

　　人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中国古代民间社会救助慈善思想．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视救助他人为己任，主张各有所归思想。在中国古代史籍中有关社会慈善救助主张记载很多。《周礼·司徒 》记载了中国古代社会救助目的及内涵。即 “以保息养万民”，“一日慈幼，二日养老，三日赈穷，四日恤贫，五日宽疾，六日安富”。《礼记·大同》则描绘了养老抚幼，使矜寡孤独废疾者各有所归的大同理想。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些记载体现了视救助他人为己任，养老慈幼，扶助矜寡孤独废疾，使之各有所归的社会救助慈善思想。

　　宋朝张载进一步丰富了视救助他人为己任，各有所归的社会救助慈善思想。他认为养老慈幼等社会救助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责任与义务。他说“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因人合父母生存于一身，人子对父母之爱天经地义。人生存于天地间，可以说天地也是人之父母，人亦合天地性情于一心。因天地 “覆载万物而无怨”，人也应该视救助他人为己任，爱必兼爱，成不独成，以终成仁爱世界。即“尊高年，所以长其长，兹孤弱，所以幼其幼。……凡天下疲癃残疾茕孤鳏寡，皆吾兄弟之颠沛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1]

　　2、墨子主张以强扶弱、以富济贫，相互扶持、交相利的兼爱慈善救助思想。墨子主张人相互救助、相互扶持，多做利人利己的善事益事，人相爱而不相贼，各得其所的兼爱慈善救助思想。他从兼爱观念出发，主张有能力者应多爱护、帮助人，不应以强凌弱，恃富侮贫。劝告“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教贱，诈不欺愚”。[2]而 “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3]

　　他进一步指出兼爱就要多做善事益事，不做害人害己之事。他说 “仁之事者，务必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法为天下，利乎人即为，不利乎即止”。[4]“利”是行仁、行善的行为准则，指利己利人之“交相利”、天下之公利。不仅如此，墨子还身体力行。孟子赞成他“摩顶放踵利天下，行之”。[5] 墨子希望 因此达成“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则饥者得食，寒者得衣．乱者得治，此安生生”。[6]的兼爱理想境界。

　　3、赡族庇护同宗，实行族内救助的慈善救助思想。族内救助慈善思想是主张同宗子孙摈弃亲疏，对族内之人一视同仁地养老、慈幼、济贫的思想。著名学者 吕思勉认为赈济义务最初是由宗族承担的。《管子·问篇》中有“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之说。可见春 秋战国就已出现宗族慈幼、抚孤、济贫等社会救助思想理念。

　　到北宋时族内慈善救助活动和思想理念则更加完备和系统化。范仲淹创设范 氏宗族义田、义庄，以此为保障开展族内慈幼、抚孤、济贫等经常性慈善救助活动，使族内救助由临时性救助，演变成经常性社会救助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较完备的 摈弃亲疏观念，敬宗赡族庇同宗，实行族内救助的慈善思想。他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以祖宗视之，则均子孙，固无亲疏也”[7]他从同宗同血缘观点出发，认为同族之人无亲疏之分，都是同宗子孙，所有老弱妇幼、鳏寡孤独都要同等济养、救助，以此达到睦族、收族、赡族，以利本宗族繁衍壮大之目的。因此，“范氏义庄实为族美举，历八百年而不废”。[8]

　　戴百寿进一步丰富了族内救助的慈善救助思想，提出了族内救助是社会救助之根本，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之所在。他认为只有抓住族内救助这一社会救助之根本，就能实现全社会的救助与稳定。说 “夫宗族者譬若树之本根也，乡党者，譬树之枝叶也，安有本根不知庇而能庇及枝叶乎?” [9]

　　4、儒家以仁为中心，视人若己，推己及人，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社会慈善救助思想。儒家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从人之良心和人之依存关系出发，主张相互爱护、救助，视人若己，视人之父母兄弟若己之父母兄弟，推己及人，博施济众的思想。儒家从仁出发，认为人有怜悯他人的恻隐之心，以此为出发点去爱护、救助他人。孔孟认为 “仁 ，人心也”。[10]叫即恻隐之心。又说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 。[13]不仅如此，还要扩充其爱，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即“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 孔子则认为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2]使“乡井同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l5]

　　苟子和汉代董仲舒丰富了儒家社会救助慈善思想，认为社会救助是人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人之相互依存是由团结互助来维系的。苟子认为人能群、团结互助才有力量，才能战胜自然，生生不息。他说人能群是以义分，“故又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但人性天生为恶，单凭恻隐之心难以行善，必须 “以善和人”才能办到。性恶之人只有 “以善和人”才能据礼仪而性仁，“利少而义多，为之。”“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16]汉代董仲舒则认为人相互救助是天之意志，人应效仿老天之仁，无私地去爱护人、救助人。他说“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圣心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无私”。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17]

　　宋以后思想家进一步丰富了儒家社会慈善救助思想，提出以爱己之心爱人，视人犹己，视人父母兄弟犹己父母兄弟，以博施济众为己任的泛爱思想。张载主张“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爱当尽可能普及，“大仁所存，盖必以天下为度。”[18]明程颢则主张博施济众，如爱己手足一样爱人。王阳明认为良知即仁心和良心，主张致“视人犹己”之良知，以救助天下之人为己任的泛爱救助思想。他说“良心之在人 心，无问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19]。只有致良知，才会自觉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20]进而“视天下之人，无内外远近，凡  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21]

　　5、追求生生、善报等受佛教影响的社会慈善救助思想。它是从追求自身的善报利益出发，因惧怕因果报应的惩罚而不得不放生、行善，救助他人的思想。是受佛教宣扬的好生恶杀、因果报应、乐善好施和普度众生等说教影响而形成的。中国古代的放生和生生观念是源于佛教好生恶杀说教。《后汉纪》载有“其教以修善慈心为主，不杀生。”汉襄楷日“此道好生恶杀。”的内容。从南朝粱武帝开始有放生的记载。放生历数百年不衰，宋朝最盛，元明始衰，明末再次兴起。放生由怜悯动物，演化为救助人类自身，放生会演变成了掩骼会，收集无缘佛——遗骨。如崇祯十年陈龙正创设的掩骼会，十四年钱肃乐创设的一命浮屠会，很显然都是源于好生恶杀说教的慈善救助组织。

　　中国古代人们为追求善报或惧怕恶报而做收养单老孤稚、帮贫济困等善事、益事的思想行为很显然是受佛教布施和因果报应说教影响而形成和出现的。吕思勉认为赈济之政，古代本有恒典，爱及后世多废坠。其兴起者则多溺于佛说，欲事布施。[22]齐书文惠太子传记载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疾馆以养穷民。”梁书武帝纪记载普通二年正月，兴驾亲祀南郊，诏日：“凡民有单老孤稚，不能自存者，郡县咸加收养，赡给衣食，每令周足，以终其身。”毫无疑问多次舍身佛寺的梁武帝及崇信佛教的太子文惠救贫济困的思想行动是受佛教布施说教影响的。

　　清代戴百寿则对受佛教因果报应说教影响只求自身因果善报而不诚心助人的救助行为有较详细的描述。他在《救荒举要》写道“今之劝人为善者莫不以果报之说劝之，此亦以神道设教之一法。然论救世之实心，因怵于果报而为善，是有所为而为善也。其救世之心，必不诚。不因怵于果报而为善，是无所为而为善也。其救世之心，不容己。曾见有施惠于人者甚小而责报于天者甚奢，甚而豆羹箪食之微惠，亦形诸词色，自鸣得意，其人虽迥异于自了汉一流人物，而所见者浅，皆缘不学无术之故，岂知果报之说。”可见，佛教说教给中国社会救助 思想带来了新内容和新依据。它既强调人性慈心，更重视来世善报，促进了社会救助活动的开展。

　　基于以上几点，不外乎仁即人本来具有的同情心，它是当时社会救助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它实际上是一种超阶级和人本性的泛爱主张，在此基础上生发的救助思想和行为，具有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因而也是难以实现的。究其终极目的还是惧怕人民反抗，以缓解人民痛苦方式，维护社会稳定。

　　仁贯穿于人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始终，而仁运用于政治即行仁政则演变成君王巩固皇位收买人心的非人性即理性社会救助思想。理性社会救助思想是中国古代官方社会救助慈善思想。古代思想家主张仁运用于政治即“行仁政”。仁政是巩固统治地位或王位的工具，它以“重社稷”的理性政治为最高准则。因此理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服从或服务于理性政治，以行仁政得民的社会救助思想。

　　中国古代行仁政得民巩固统治地位的理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表现为：

　　1、以行仁政方式“得民”、“养民”，以建立或巩固自己的统治的 “得民者昌”的社会救助慈善思想。孟子云“老者得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而周“西伯即位，笃仁，敬老、慈幼、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汉苟悦则日“人主承天命以养万民者也，民存社稷存，民亡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他揭示了统治者重 民的实质是 重社稷。可见重民得民之举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理性特色。

　　2、“失民者亡”的社会慈善救助的思想理念。它丰富了理性社会慈善救助思想。古代帝王是因害怕兵民戈相向、揭竿而起而迫不得不行仁政，进行社会救助的。寄湘渔父在《救荒六十策》中说道“岁荒粮价腾贵，凡城乡富厚之家，仓箱充溢，务须心存惠济，将所积米谷减价平粜，切毋居奇长价，坐视灾黎垂毙，万一民穷盗起，戈矛相向，虽有粟吾得而食诸?”推而论之，君王坐视民饥，民揭竿而起，君位也不能长久稳固。唐太宗李世民将民比作水，君比作舟，认为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一简洁的比喻深刻地揭示了封建君王行仁政的实质。

　　3、理性政治高于一切，人性服从于理性是行仁政得民的理性社会救助慈善思想主要特征。这一特征在古代帝王言行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唐太宗为救蝗灾而吞食蝗虫、节俭纳谏。明太祖视民为新树不可摇根，小鸟不可拔羽，因洪武元年六月不雨，他日减膳素食。可见对理性化君王来讲，在理性政治面前是无人性化的仁可言的，人性表现只是理性 政治的工具而已。这是由中国古代重社稷思想所决定的。当然，这一人性化的举动对处于灾难困苦中百姓来讲，多少能得到少许安慰，总比一点也没有强。

　　尽管如此，以仁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也不论主观目的为何，在对缓解处于皇权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和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都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是指导人们社会救助活动的思想理念和约束人们行为的社会道德标准，在指导社会救助活动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激励鞭策作用。它约束人们（包括统治者）的行为，以仁即人之同情心和怜悯心为出发点，激励人们积极向善，多行善积德，主张将仁用于治理天下，劝戒统治者多行仁政少做不义之事。因此有力地推动了 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活动的开展。这无疑是有利 于缓解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痛苦，维护社会稳定与繁荣，无疑是有利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养老慈幼、抚残助孤、济贫帮困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当然世上没有一种绝对的，超阶级的仁，否则只能是无法实现的大同理想。而仁一旦运用于政治，就打上阶级的理性烙印，理性就会战胜甚至吞噬人性，仁就成了服务于理性政治，维护统治的工具。中国古代的一切行仁政得民的社会慈善救助活动都是为适应这一需要而施行的。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救助慈善思想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社会救助思想， 其实质都是维护君王统治的工具而已。
 
　　参考文献

　　[1]《中国哲学史资料》张栽《西铭·正蒙乾称篇》。
　　[2][6]《墨子》尚贤、兼爱。
　　[3][4]转引任继愈《中国哲学史简编》。
　　[5][10][11][12][13][14]杨伯竣《孟子译注》。
　　[7]《范文正公集》·范文正公年谱，转引自《中国族产制度考》。
　　[8]余治《得一录 ·序》。
　　[9]《救荒举要》卷下，光绪甲午年刻。
　　[11[14]朱熹集注。
　　[15][16]《苟子》王制、修身。
　　[17]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第二十九。
　　[18]张载撰·王夫之注 《张子正蒙注》卷四《中正篇》。
　　[19][20]余雄《中国哲学史概论》第352 页。
　　[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第420页。
　　[22]吕思勉《魏晋南北朝史》第10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