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国初期，中国内忧外患，当时“教育救国”思潮兴起，教育被视为救国图强的主要途径，“开民智”、“新民德”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教育基本上被统治阶级垄断，大部分普通民众被挡在教育制度之外。

　　近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不断发展，出现了“教养兼施”的慈善模式。但是在学制系统之外，针对普通民众的教育救济基本还未涉及。清末，京师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对普通民众进行文化补习的社会教育机构，如半日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夜学堂等。民国后，政府积极推动教育救济，社会各界也热心参与，教育救济活动一时蔚然成风。

　　为了“养成国民资格、增进社会程度”，针对16岁以上的失学成人，京师学务局于1912年、1913年在北京办了三所公众补习学校。补习公所主要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因此开设的科目较为简单，有修身、国文、讲演和算术。考虑到社会教育的特殊性，学校规定每天授课3小时，每周18小时，修业期限仅1年。学校每日早、午、晚三次授课，学生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时间。公众补习学校还主动为学生介绍职业，较早开始将成人的文化补习与技术培训、职业介绍相结合，对职业教育模式已经进行了先期的摸索和实践。

　　对于12岁至15岁的儿童，据当时京师警察厅统计，入学比例不及三分之一，大多数贫寒儿童无法就学。时任警察总监的吴炳湘要求各警署办理半日学校。半日学校教学内容参照初等小学，采用初等小学教科书。学校规定每周授课18小时，不得超过30小时，3年毕业。1916年10月，北京各区开设半日学校共53处，就学儿童达四千余名。校址多选择在各区贫寒住户聚集之处。学校经费部分来自京师警察厅，部分由所在警区捐助。半日学校的教师由警官兼任，也有部分专聘教员。至1919年，半日学校数量仍然维持在53处，就读学生四千余名。

　　针对年纪更小的体弱儿童，欧美各国皆有露天学校，即通过户外授课，使学生既得到教育又得到锻炼。1914年7月，私立北京通俗教育会在梁家园广场试办了两次露天教育，获得成功，后报学务局继续推行。露天学校面向6至14岁的失学儿童，上课周期较长，每周仅1次，每次2小时。学校的经理员、教员从该教育会会员、各学区劝学员、各公立学校教员及宣讲员中挑选担任。私立北京通俗教育会共开办了7处露天学校，1914年在梁家园、象鼻子坑、剪子巷、帝王庙开设四处，1915年在南池子、大铜井和牛街增设三处。京师部分公立小学受此风影响，也在课余时间纷纷兼办露天学校。至1918年，京师城郊共有23处露天学校。虽然民国初年，社会涌现了“教育救国”的思潮，但是新式学校自明末开办以来并未得到普通百姓的认可，民众对新式学校存在诸多误解。露天学校以一种开放的形式将学校教育展现在民众面前，有助于新式教育的推广。

　　民国初年北京的这些教育救济活动，意在试图打破传统教育的藩篱，实现教育的公平性。鉴于当时民智未开、教育意识淡薄的现实，这些教育救济活动已成为对普通民众进行文化普及的重要方式。

　　参考文献：

　　万妮娜《民初北京“教育救济”述论》，北京社会科学，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