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前的社是农村公社组织，奉祀的社神就是村社的保护神。汉代沿用了战国以来里社合一旧制，乡以上的县、州郡国中央各级机构均置社，由官府祭祀，里社由居民祭祀。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频繁，人口流散，里社制度瓦解，私社得到了快速发展。隋唐五代时，士族对宗族内部的救助功能逐渐减弱，促进了私社的进一步发展。

　　唐五代的私社是地方民众自发组成的祭拜组织，同时也对社内婚丧嫁娶、远行、修造、疾病、防卫等事进行互助，其宗旨是“济苦救贫”。概括来说，当时的社邑救助功能主要有丧葬互助、婚聘互助、疾病救助、行业互助等方面。

　　（一）丧葬互助

　　隋末唐初，社会大乱，乡间民众不堪重负，遇到丧亡，多通过结社互助送葬。《新唐书·韦挺传》载，贞观初，承隋大乱之后，风俗薄恶，韦挺上疏曰：“又闾里细人，每有重丧，不即发问，先造邑社，待营办具，乃始发哀。至假车乘，雇棺椁，以荣送葬。既葬，邻伍会集，相与酣醉，名曰出孝。……官司习俗，弗为条禁。”不仅乡里细民，连一些士族也会为本宗族建立社邑，帮助本宗族内成员养生送死。如苗晋卿在“展礼先茔”之后，“迨乎将去，仍以余资，一里置社，备养生送死之具。”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乡里百姓结社互助丧葬的记载。丧家依靠社人操办丧事，在社人家遇到凶丧时，主人须投状社司，社司三官根据已经定好的社条，共同商量治丧。社众则要送助葬物品，援助实物的多少及形式，由社邑成员在入社时自由选择。

　　（二）婚姻救助

　　唐五代时，普通百姓很难靠自身力量完成造舍和婚嫁大事，因此社邑组织便是社人修建房舍及婚嫁时的重要互助组织。从敦煌文书可知，社邑内社人互助修舍，不仅无偿提供劳力、工具，还要纳赠实物。例如，若有人家办喜事，有的社邑规定社人需赠送生活用品“人各床薄毡褥盘杭酒等，准于旧例”。

　　（三）患病救助

　　敦煌社邑文书的一些社条中明确规定了救助患病社人的义务“社人患病或病愈，同社人也要提供赠助”。湛贲《别慧山书堂》云：“卷簾晓望云平槛，下榻宵吟月半窗。病守未能依结社，更施何术去为邦”。该内容应该是对当时私社组织救助患病社人现象的描述，可见唐五代结社救恤病患的情况较为普遍。唐五代社邑成员疾病互助的形式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宋代吕大钧作《吕氏乡约》、朱熹《增损吕氏乡约》，都有“患难相恤”条，从内容看，应该是借鉴了唐五代患病救助的方式。

　　（四）行业互助

　　同一行业的人共同组织社邑，从事生产、互助、敬佛等，这些组织比较普遍。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唐代的社邑，起于开元十年(722)，迄于乾宁元年( 894 )。纺织品行业的社邑有小彩帛行社、彩帛行邑、丝绸彩帛行邑、丝绵彩帛行邑、丝绢帛行邑、丝绵行邑等；日用百货类社邑有白米行社、白米行邑、米行社、屠行邑、肉行邑、市杂货行邑、长店邑、油行邑、磨行邑、炭行邑等等。唐五代时期还存在马社、牛社等社邑组织，社人在某方面进行互助协作。

　　（五）社邑防范安全

　　唐五代的社邑组织本身是社会最底层的民间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底层的社会力量，因此往往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地方基层组织，进行集体自卫，起到安定乡村秩序的作用。有时社邑组织还被统治者组建成武装力量，如据记载唐末五代地方政府利用社邑组织防御盗贼。

　　但是，唐五代的社邑组织也存在着不少局限。虽然社邑组织结社的宗旨是济苦救贫，但是，社邑成员必须承担社邑规定的各种责任，包括负担社邑的各种费用和救助社人的资助物品。这些费用加起来，逐渐变成了社人的负担。而如果社人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就必须退出社邑，真正贫困的人因此无法参加社邑，也无法得到社邑组织的救助。

　　参考文献：盛会莲《唐五代社会救助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