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虽不及江浙，但亦有声有色，这与东北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

　　一、内容从简单趋向繁复

　　就经办慈善事业的内容而言，东北地方精英多种善举并用，从经常性慈善措施转向救济灾民与实施战场的救助等应急性善举，以赈济民众。

　　（一）采取多种措施拯救灾民

　　由于东北因地所限，时有灾害发生，加之其时战争与匪息不断，关内移民大量涌入，民众生活困苦不已。

　　此时期，绥中县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设置粥厂、借贷、赠与棺冢、捐资举办义学、义仓、宣讲善书、捐款等一系列举措救助灾民。《绥中县志》载：“路德鸿因亲老丁单，业儒未竞(竟)，纳粟国子监，性慈悯，专济贫困乞食者，必按名给粥一盂，日日如是，不惮烦屑。光绪乙未(1895年)，邑大饥，每日必煮粥数器，以供村中不举火者。复转贷款接济耕耘，至村中贫户有死不能葬者，闻之慨与棺木不索值。值晚年酷嗜宣讲拾遗《三教真传》诸善书，暗中施舍善书版资数百金，以及湖南赈捐、奉直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皆捐金暗助……嗣又捐资倡办义仓、义学、义医，以行方便。”

　　而东北其他地方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亦跻身慈善。《新民县志》记，“清宣统2年……全境被灾，饥民嗷嗷栖风原野，张守翼廷亟招公益士绅程世恩等筹议，于设赈济事务所一处，以程绅世恩总理其事，筹款募粮设立粥厂10余处，由初秋起至次年春止，全活饥民无算。嗣及宣统三年水灾，更设粥厂20余处，延逾6个月，救济饥民3万余口……民国6年又灾，又设粥厂赈恤。至临时急赈与发放灾民冬衣，则每次赈务前后，举行之”。

　　通过新民县赈济事务所的成立、赈灾的过程及其效果，表明地方精英在灾祸期间发挥较大的作用，且此地的赈济事业已然走上有组织、有管理且颇具规模的现代发展道路。

　　（二）施药、施医与施种牛痘，使民众远离疾疫

　　东北地区其时医疗卫生条件极其落后，民众生命常受疾病与疫病的威胁。鉴于此，包括乡绅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采取施药与施医等方式，拯救民瘼。

　　民国初年，不少乡绅慷慨地施医、施药使民众远离疾病的困扰，如《朝阳县志》，“李若莲，……遵父命施舍药材30余年，活人无算。药饵之费，每岁百余金，概不取偿。王树桐，……凡医药罔效者，公以此言告之。辄愈不索钱，不受谢，且供给病人饮食”。

　　当时，天花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有效的预防方法只有接种牛痘，于是东北各地成立了规模不一的牛痘局，为百姓施种牛痘，其间自然少不了乡绅的倾囊相助。《怀德县乡土志》云，“光绪十四年，怀德县内经贺埙每见民间婴孩出花医治不甚得法危厄天亡，殊堪悯恻，爰在西街设立牛痘局，名日资善堂，以资栽种，拯救婴孩危险。选请募善种医生人局专司其事，并晓谕属界军民人等均听赴局引种牛痘，不准需索分文”。

　　可见，以乡绅为主体的东北民间力量以施医等方式使东北人民免受疾病之苦，促进本地医疗事业的发展。且，其善举与政府的行政职能彼此互补，在政府力所不足之处，以乡绅为主的社会力量扮演主角，而在政府所控制的领域，地方精英则起辅助作用。

　　（三）兴办义学与男女学校，推广教育

　　清末民初，由民间力量捐资兴办的义学与男女学校遍及东北地区。民国《北镇县志》云，“北镇县的冯庸，初以门阀起家，历充显要，既乃决然舍去。在省区创办大冶工场，招生徒实地练习，以资造就。继思物质文明日新月异，非竞争学术不足与列强相抗衡，乃特立冯庸大学。岁縻金钱钜万，不支公款，掏出私财，于是冯庸大学之名闻天下。丁卯岁(1927年)七月，君由省旋里，学界间欢迎会于师中学校，见校址狭隘不敷应用，慨捐房宅一所，以便扩充……其热心公益类如此”。

　　此外，东北地方精英不仅个人为兴办学校积极奔走，且朝阳县内的部分绅士还成立了道德会来推广教育。“民国11年，经温国莹、高宗明、于化龙诸善士，鉴于山东江绅童锁宣布万国道德会章程，以尊孔教重道德，解除政争，消弭战祸，俾人类平等世界大同为宗旨，殷然赞成，遂集资在城内立道德分会l处……为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之三种计划起见，除对于游行、讲演、宣传得到唤醒民众等事著实工作外，并设有高初两级学校，校内学生殷富，能纳费者则纳之，其贫穷不能纳者悉免除之，意在广育人才，领导社会。复于三区头道梁子组设分会，附设男女初级学校以事扩充云”。

　　可见，一些家境殷实的富人与有功名的士绅不惜巨资，兴办义学或是男女学校，使本地贫穷子弟接受教育，不再受不识字的困扰，提升乡民的文化素质，为个别受教育者日后步入仕途奠定了基础。同时，有的学校也向他们传授谋生技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生计问题。

　　二、地方精英参与慈善的形式多样

　　（一）以个体与家族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

　　在地方志中，关于以个体与家族的形式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的记载非常多，如“梨树县的王永……曾置义地十数亩以葬贫无所归者；耿云波……民国6年创兴三江口镇，首出资收买民产400亩，以为之倡，后官以所余资设学校，立筹察市规模以具。又施义地20亩，冢已数百，人皆称德焉；常荫廷，民国19年辽水泛滥，村民咸被灾，乃出积谷千石以济之，乡党皆称善”。

　　当时的地方精英除以个人的名义救济民众之外，还往往是整个家族积极行善。如，怀德县的毕氏家族的几代人不间断地捐米施粥，施惠邻里百姓。

　　（二）成立各种慈善组织救济民众

　　以个体的力量推进慈善发展，作用有限，为扩大其乘数效应，东北区域的地方精英积极地筹设各种慈善团体以济世救人，如红十字会、义赈会、教养工厂、道德会等。

　　如《朝阳县志》记，民国6年，朝阳县“杨名声、张富国、陈玉山等创设公善堂、施医院于佑顺寺中。及7年有外八营帮统杨润芝协同赞助改立红十字会，历年倡办公益颇著成效。民国18年，经周县长发其倡率官绅商民组成红形字会一所，施医药，设学校，凡关于慈善及民生有益事件一概举办……所需钜款，均系会员及仁人善士好善乐施之所捐集焉”。“杨名声……初于前清季年节和同志发起热奉吉江四省义赈联合会，并附以通俗讲演社，贫民学校。民国6年，渐觉义赈名义范围过狭，又改为热奉吉江四省慈善联合会，总会设于朝阳根德营子，建筑房屋百余间，分为三院，中为办公处，东西为男女学校办公处，……1923年，成立朝阳全境义仓，各存粮有差，派人管理。其他近如，锦县锦西凌源热河山海关，远若京畿山东安徽湖南，且远至俄国赈济之举，无岁无之。”

　　这表明，当时东北各地的善士不再局限于一处，而是突破地域的界限形成一定的联系，呈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集众人的力量去募款救灾，发挥其最大的效用。可见，地方精英的善举是从个人、家族的行为发展至组建慈善团体，尤其是慈善机构设有专人管理，经费的来源与收支也有详细的记载、发布，甚至借助报刊传播慈善讯息。这反映出在西方集群结社思想的影响下，东北地区的慈善事业走上了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发展轨道。

　　综上，东北地方精英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在以国家为主、社会为辅的救济灾民贫民的过程中推动了近代东北慈善事业的初步发展。

　　参考文献：

　　谭玉秀,范立君.从地方志看清末民初东北地方精英的慈善参与[J].中国地方志,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