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初年华北五省发生大旱灾，旧历丁丑年（1877年）灾荒严重之至，无以复加。此时的华北赤地千里，仓储、民储皆空，贫贱者饥，老壮妇孺者饥，富贵者亦饥。灾荒时期，津河大量妇女儿童被贩卖到南方。为了遏制这一猖獗的现象，光绪四年，李鸿章属督办河间赈务吴大澂、候选知府李金镛，以南省劝赈绅士前署陕西藩司王承基、候选道郑观应、主事经元善等募集洋银一万元为本，“先于津郡东门外南斜街暂设广仁堂，收养天津河间两府属遗弃子女、贫苦节妇”。广仁堂以“养教并重”为理念，取“推广皇仁”之意，以救助妇孺为主。

　　初期的天津广仁堂专为天津河间二郡而设，两府孤寡无依者，均可收养，并以三百名为率。初期广仁堂由敬节所、慈幼所、蒙养所、力田所和工艺所五所组成。吸取以往举办善堂的教训，广仁堂的选址要求面积宽大，地形高，四周空旷，以免发生疫情，避免邻火延及。同时，广仁堂把所建堂屋分为左中右三个部分：中院三十间，用作客堂、账房、管事房、仓房、卧房、厨房等之用；左院建男号舍五十间，分别作为慈幼所、蒙养所、力田所、工艺所之用；右院建女号舍五十间，作敬节所之用。

　　广仁堂的敬节所名额有一百五十名，设有《节妇报名薄》。据规定，凡有报名者，依次登记注册，待查证确实后才准入堂，并将节妇过入《收养节妇薄》中，额满后等有出缺才顺序补额。善堂对留堂节妇有较为严格的制度约束，并注重教养结合。

　　慈幼所是为收养四至十四岁幼孩而设，凡津河两府和非津河二府流落无依、不能自食其力的幼孩，都可收养，以广惠济。收养以一百五十名为额数。对于收养的男孩，广仁堂将其分为三等：男孩上等资质，立义学以教诗书；中等资质，雇梓人教以宋字刊印，余如修发制衣，皆可因材施教；下等资质，试种桑、棉、蔬、稻及区田、代田之属。

　　广仁堂设立初期还成立了蒙养所、力田及工艺所，因材施教，“务必一人有一人之事，渐冀自能谋生”，为社会培养有用之人才。蒙养所是最能体现广仁堂寓教寓养救济理念的机构之一。蒙养所设有五塾，分别是仁斋、义斋、礼斋、智斋和信斋，体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力田、工艺两所专为蒙养所退出的“不能向上读书之孩而设”，各幼孩依据自身资质差异量才教习。力田、工艺两所与蒙养所一样，也体现了广仁堂寓教寓养的慈善救济模式。

　　广仁堂对钱财使用有严格的规定，除遇有建设堂屋等重大事项外，善堂一切事项的办理，均不准擅动本金。如有余款，则交当铺发商生息。这与古代临时性的灾荒赈济已大有不同，广仁堂已经把善举的常态化设定为一个重要目标。

　　天津广仁堂成立后，一些慈善机构相继加入，戒烟所是最先并入广仁堂的。而广仁堂又开设了临时施舍医药的施医局。其后广仁堂总董杨培先后创立了养病所和恤产保婴会（局），后来这两个机构一并归入广仁堂。广仁堂最后设立的机构是因利会。

　　广仁堂虽是民间善堂，但不可避免地与官方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晚清时代的直隶总督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到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曹汝霖、龚心湛等，为广仁堂的维持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由于有了官方的支持，形成了民间与官方的复杂互动，广仁堂因此能够维持七十余年，并成为京津地区乃至华北有名的慈善机构。广仁堂开办的妇女儿童救济事业突破了传统善堂的模式，吸收了许多西方先进的慈善理念，推动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新型妇女和人才。

　　参考文献：

　　武民强《推广皇仁——清季天津广仁堂及其妇孺慈善事业研究》，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