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余姚发生大灾。据张廷枚《余姚捐赈事宜》记载，“大风拔木，连旬雨，木棉尽坏”。第二年，“人民至掘蕨根、采榆皮以食，滨于死亡者数矣”。根据记载，当时官赈严重不足，于是本地绅士主动对县令戴廷沐提出捐赈的建议：“吾侪幸有恒产，粗具盖藏，又乘歉岁获贵粜，是瘠里邻以自殖也。奚其可！因请捐赈。”戴廷沐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并商议“拟于东北两乡，分设粥厂，俾土著乏食贫农，赴厂就食”。官员捐廉倡率，绅富量力输捐，官、绅、商成为民间救灾的主体力量。通过官方和民间人士施募集钱粮救灾，十几万灾民渡过了难关。

　　余姚地方官员与诸绅士商议后，选出“董事”负责赈灾具体事务。董事分为总局董事和各厂董事，一般由当地有身份有名望并且捐出大量钱财的人士组成。赈灾的领导机构是“总局”，设董事13人，负责赈灾的事务，并对粥厂进行管理。总局董事下设各厂董事，又分为总办董事、同办董事和同办乡董事三类。其中总办董事负责所在粥厂一切大小事务，为捐赈的主要实施者。

　　为了让赈灾更加规范，提高赈灾效率，董事局制定了详细的《施粥条规》。为保证粥米质量，“交米照依时价，潮米、糙米不收”；赈灾者还能以身作则，“每日开厂放粥，本厂董事，对众先尝一碗，以明搀和等弊”；“人数众多，若煮粥不敷散给，即每人按筹给米三合”；赈灾过程中尽量雇佣贫困者，“每厂用水火夫或十名，或十五名，即于附厂贫民中，由本乡董事保举老成壮实可用之人，不得任意唤用。每日照例领粥外，酌给钱五十文”。在粥厂厂址的选择上也有精心的考虑：“设厂定于大古塘一带，约长百里，拟分八厂。厂地星罗棋布，务以便民为主。”

　　知县戴廷沐纪录了此次捐赈的具体花费：“计自闰二月十二日起，施粥一月，又两次展赈八日，至三月二十日为止，据各董事开报，共用市解米八千二百余石，及柴薪锅灶人工杂用，统需二万二千余串。”戴廷沐及时向上级汇报情况，获得捐米一百石，他本人捐米三百石，又“陆续倡捐，为米、为药、为槽、为赏犒，捐数实在千贯以外”，其他官吏也有一定捐赈。但是从捐赈资金来源上看，来自官方的资金微乎其微，两次共捐赈500石，相比捐得总额8200石，只占6％。政府捐赈资金上的力度相比民间是不多的，赈灾只能主要通过地方绅士的捐助。

　　据《余姚捐赈事宜》记载，在灾害发生后政府制定了一套激民间捐赈的措施：“事集之后，将好义姓名典明府宪，分别奖许。如捐数较多，转详大宪，从优示奖。”士绅富户在赈灾中表现积极，可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职尽责”。官府通过这套奖赏获得了大量的捐助。捐赈之后官府奖励善举，颁发匾额给有功之人。匾额分为三类，分别肯定了做出不同程度贡献的民间人士。抚宪匾额“尚义可风”，奖给各厂总办董事及捐助三百干以上绅士，共颁发19人；藩宪匾额：“风高任恤”，共奖励7人；本县匾额：“谊笃桑梓”，奖励20人。

　　知县戴廷沐本人在赈灾中也功不可没，他不仅及时向上级汇报灾情，请求赈灾，还仿效前人实行“担粥法”。他两次展赈，将原定30天的赈期延至38天。在施粥结束之后，恐饥民饥寒耐久，多疾疫，于是亲查医书，倡议捐资制配藿香正气丸，免费提供给需要的人。兵部侍郎、浙江巡抚部院觉罗吉对在批文中称戴县令不愧为百姓的父母官，并批复了其制造药丸的要求。

　　清代余姚的这一次捐赈是地方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成功案例。民间捐输是助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官府救灾能力不足的问题，避免灾荒时期的社会动荡，有利于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

　　参考文献：

　　田戈、吴松弟《中国古代地方社会捐赈——以<余姚捐赈事宜>为中心》，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张廷枚《余姚捐赈事宜》，中国荒政全书(第2辑第2卷)．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