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慈善发展阶段的一座高峰，这一时期，不仅官方慈善机构众多，在士大夫群体的推动下，民间慈善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儒家把恤老慈幼看作是每个人天经地义的责任和义务，显示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成为传统社会慈善活动尤其是士人慈善活动的思想资源，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宋代士人的慈善活动就其开放程度而言，大体可分为宗亲慈善、士人群体的互助以及士人群体的社会慈善三个方面。

　　一、士大夫的宗亲慈善

　　两宋士大夫群体受传统儒家“博施济众”思想的影响，开始在民间慈善中发挥领导者、倡导者以及实施者的作用。与墨家“爱无差等”的观念不同，儒家认为，人的爱是有等差的；人们往往先对亲人或族人施善，然后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这种观点，显然比墨家“爱无差等”的思想更现实，也更符合人性、人情，因而更易在社会中推广。受这种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两宋士人群体的慈善行为，也往往是从宗族慈善开始的。这种慈善行为，其受助对象主要为宗亲族党，而非一般的社会平民，因而具有封闭性特征。从其组织化程度看，大体可分为非制度化的宗亲慈善和制度化的宗亲慈善两类。

　　1.非制度化的宗亲慈善

　　非制度化的慈善行为具有临时性、分散性的特点，一般多发生在士大夫回乡探亲期间。如北宋著名史学家范镇，为当世名臣。熙宁年间，王安石主持变法，范镇与王安石意见不合，遂返回四川老家探亲，“期年而后还”。在蜀期间，范镇宴饮宗亲故旧，“赈施其贫者”，多有恩义。像范镇这样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赈施宗亲的例子在两宋较为常见，或是在外为官，或是在外谋生，每当还乡上坟探亲，往往有赈施宗亲之举。除了还乡赈施之外，在宗亲认同感较强的宋代，居官外地者，平时也以各种方式赈施家乡宗亲。

　　2.制度化的宗亲慈善

　　制度化的宗亲慈善主要是指通过设立义庄的形式，对宗亲族人施以慈善的行为。皇祐元年十月，时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以多年积累之俸余，买田千余亩，于平江府吴县、长洲设立了范氏义庄，标志着宗族慈善制度化的正式形成。自此之后，士大夫纷纷仿效，一时义庄遍布各地。如韩贽，“推所得禄赐，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刘辉，嘉祐四年“崇政殿试又为天下第一，得大理评事，签书建康军判官”，后祖母丧，回乡守制，服丧期间，“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等。直到民国期间，中国广大农村仍有不少地方保留有义庄。

　　二、士人群体的互助

　　两宋文化发达，士人群体由于受到良好的教育，除了推行宗亲慈善外，还推恩至朋友之间，这种慈善行为虽发生在熟人社会之间，但比起宗亲慈善，无疑具有部分开放性特征。

　　1.士人群体的临时性互助

　　由于士人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彼此之间经常唱和往来，知音相惜，志趣相投，因而比一般平民更易于相互扶助。两宋时期，士人之间的互助行为非常频繁，如：吴遵路与范仲淹友善，遵路死后，家无长物，范仲淹“分俸周其家”；章庭与黄庭坚友善，两人所居较近，时时往来饮酒，黄家有急难，“明扬未尝不竭蹙而趋事”；周敦颐，“奉己甚约，俸禄尽以赡宗族、宾友，家或无百钱之储，李初平卒，子幼，护其丧归葬之，又往来经纪其家，始终不懈”等。

　　2.制度化的互助

　　除了临时性的互助行为，较一般百姓，士人群体的互助更易于形成组织化，其间还出现了一些互助组织，其中最典型者为万桂社与黑金社。

　　万桂社是流行于福建等地士人之间的经济互助组织，是由当地一群士人缴纳一定数量金钱汇聚而成，凡缴费之人若因赶考发生川资困难，皆可从社资中支取一部分路费，从而起到相互帮助之作用。与万桂社功能类似的士人结社还有很多，如青云约、魁星约、崇仁义约等均属此例。所谓青云约与魁星约者，由于新滏一带士人应举，“无所取资”，往往做出辱没士节的事情。为此，当地士人相与结社，用以资助赶考士子，从而使士人专心于文而保全名节。崇仁义约的性质与万桂社相似，亦为士人赶考而设的经济互助组织。黑金社是庐山白鹿洞书院学生发起成立的一种经济互助组织，主要是为天寒取暖而设。

　　三、士人群体的社会慈善

　　儒学是一个开放的学术系统，由个体向外拓展，因而儒家的慈善也决不限于亲族之内，而是推己及人。两宋儒者的这种推恩于陌生人的公益慈善，无疑具有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具体来说，两宋士人的公益慈善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修桥造路

　　就慈善事业而言，由士人捐建或募资兴建的公益设施随处皆有，包括修桥造路、义井给水、兴修水利和改善交通等，都离不开士人的广泛参与和组织领导。如潘好古，被称为乡里长者，曾“发钱塘十万”，兴修婺州西湖旁两所废塘；州乡居善士刘大同见“有大东塘，溉田数十百顷，岁久不治，将遂圯废”，于是“捐金鸠民筑之”。由此可见，乡居士人的积极从善促进了宋代江南乡村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利交通的兴建和维修客观上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2.赈饥活动

　　两宋时期，灾荒频发，在两宋众多的士人慈善活动中，由士人领导、组织的赈饥活动随处可见。其中，尤以南宋人刘宰的赈饥活动为典型。

　　刘宰是南宋中期一位名士，金坛人，绍熙年间进士。早年在江浙一带做过小官，后退居乡里，其后30余年间，致力于乡里事务，善行卓著，其中最突出者，是他主持的三次大规模赈饥活动。第一次是嘉定二年(1209)，刘宰与诸友“纠合同志”，“为粥以食饿者”，最多时日食达4000人之多，前后历时近6个月。第二次是嘉定十七年，刘宰与诸同志设粥局赈饥民，前后三月，日就食者最多达15000人之众。第三次是绍定元年，为救济受灾的邻邑而设，刘宰得好友王遂之助，“复合众力以续”，又得郡守助米100斛，粥局前后持续两个月。

　　3.兴办义学

　　在各种慈善事业中，士人贡献最多的还是兴办义学，宋代近百所义塾、义学中，大都是由士人兴建。由于士人比一般平民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声誉，在两宋时期各种义学兴办活动中，士人往往在其中充当重要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他们或以捐助者的身份出现，或以倡导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对兴办民间义学起到了重要的领导和支撑作用。

　　义学，是民间办学的一种形式，有时义学虽用书舍、书堂、书院等名称，但由于具备免费人学制度并为学生提供学习用具甚至生活接济，因而无疑具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宋人义学始于窦氏义塾，该义塾是五代年间由范阳人窦禹钧设立，共有屋40间，聚书数千卷，礼聘有文行之儒为师，“凡四方孤寒之士贫无供须者，公成为出之，无问识不识，有志于学者，听其自至”。入宋之后，仿窦氏义学之设，士人群体创办了众多义学，其中较著名的有，黄问所创的上林义学，黄颐所创的黄氏义塾，李尧臣所创的李氏乡学，于令仪所创的于氏义学，林国钧所创的红泉义学，黄惟直所创的龙山义塾等。据统计，两宋义学大约共有90处，主要集中于江西、浙江、福建三地，这些义学的创办者大多为士人群体。

　　综上，在儒家博施济众思想的影响下，宋代士人群体积极投身民间慈善活动，在其中担负着发起者、组织者的作用，使两宋慈善事业的组织化程度较高，规模也远愈前代。

　　摘录文献：

　　汪家华,郑明.论宋代士人群体公益慈善事业[J]. 贵州文史丛刊,2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