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社会环境较为特殊，丧葬救济尤为重要，义冢的设置贯穿整个清代，而且分布地域十分广泛。在清代台湾，义冢的入葬者主要包括普通百姓与戍兵、义民等，这是由台湾移民社会、海疆社会的特质决定的。

　　清代，许多客死台湾的普通大陆移民的棺骸，常暂寄于台湾的殡舍。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台湾知府蒋元枢在《建设南坛义冢并殡舍图说》中提道：“查台郡有南北二坛，俱为寄榇之所。南坛在郡治之南郊，北坛在北门外。台郡习俗惑于风水，每多停棺不葬；又流寓而死者，或不能运柩还乡，或无人为营窀穸，皆寄柩于二坛……”很多台湾早期移民都是为了开荒而来的贫苦农民，在开发土地的过程中，他们面临着种种危险和困难，许多移民客死台湾，安葬本地。瑠公圳新店圳头的“万善同归”墓，即当年开圳者合葬之地。每年11月上旬，瑠公农田水利会都会举行祭祀。另外，土汉冲突也是义冢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新竹丘陵山地区域，还保存着许多大公墓、义冢或万善祠，收埋、祭祀无主的“孤魂”，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当年拓垦过程中死于土汉冲突的单身隘丁和垦佃。

　　清代台湾义冢中还有很多戍兵与义民。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派遣水陆官兵万余人赴台防戍。许多戍守台湾的官兵死于瘴疠疾病等，他们的归葬也成了突出的问题。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乾隆帝谕令，以后驻防兵丁，允许在外置产，病故后即在该处埋葬。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鉴于戍台官兵无专设义冢、兵民混葬带来的不便，台湾知府蒋元枢在府城大北门外郊场边，购置园地，作为戍兵之冢。另外，也有为社会动乱中殉难的官兵、义民而设的义冢。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张丙起事，官民死伤无算。其时，把总李瑞麟等购置园地，置嘉义县殉难义冢，掩埋枯骨。

　　清代台湾义冢的捐助者不仅包括绅士阶层，而且还有很多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群体。

　　其一，绅士阶层。绅士阶层往往会捐银倡建义冢。例如，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监生陈士俊于凤山县新昌里购得园地数甲作冢山。同时，他们还会向地方官员禀请设立义冢。清代台湾的许多荒山荒埔在经过当地绅士向当地官府禀请后，被作为“听民安葬”的义冢。丧葬救济事业往往也由绅士阶层主持，董事管理义冢等设施的日常工作，而董事多出自绅士阶层。

　　其二，开垦组织。清政府鼓励垦户组建开垦组织（如金广福、金惠成），以抵御“番祸”。垦户及开垦组织，在开发、耕作土地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的公益事业。

　　其三，郊商和郊行。在清代，台湾的郊行及郊商不仅捐银倡建义冢等设施，还承担赢余捐银的代收、存储与生息，彰化县“敬义园”便是一例。

　　其四，土著居民。具有权力与财富的通事、土目以及社总、土官、头人(即庄耆)往往是一个地方上的社会精英，他们也积极担任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例如，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竹堑社通事荖莱湘江、土目潘文起献樟树林下排仔、樟树林屏山下二排两处义冢。

　　清代台湾，血缘性宗族关系不发达，其丧葬救济无法依赖宗族。因此，非血缘性关系得以充分发展。清代台湾义冢的捐助者中，除了绅士阶层，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如开垦组织、郊商等，是清代台湾特殊社会环境的产物，体现了台湾地方社会的特征。

　　参考文献：

　　孙杰《清代台湾义冢的救济对象与捐助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二0一三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