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院的设立

　　1928年5月，国民政府第64次委员会审议通过在各地建立救济院的方案。24日，内政部正式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要求各省市县政府依据规定在其政府所在地设立救济院，以“教养无自救力之老幼残废人，并保护贫民健康，救济贫民生计”规定各地救济院组织社会救济事业需统一规范，依当地情事，因地制宜，整顿旧有机构以及增添新的救济机构等。

　　南京国民政府定都之初，社会救济事务的改革与推行都是由南京市社会局掌控。1928年2月以来，南京市政府社会局先后改当时的社会慈善组织育婴堂为育婴院，济良所为妇女救济院；将晚清以来由官绅合办的救济机构普育堂归属于社会局，并积极筹备设立南京市立救济院之事宜。准备以此机构来收容无以为生或无正当生计的男女老幼，对有独立谋生潜能的进行教养，使之获得可以通过正当手段谋生的能力，对没有劳动能力的残废老弱等给以收养，以完人道等。1929年5月，社会局正式将普育堂、乞丐收容所、济民所、救生局四个主要慈善机构合并，改组为南京市立救济院，院址设于剪子巷。

　　救济院的设置与救济活动

　　南京救济院所属机关共分6个救济院所，包括育婴所、残老所、孤儿所、妇女教养所、游民习艺所和水上救护所，其社会救济活动自然分为婴幼儿救济、孤儿救济、残老救济、妇女救济、游民救济六个方面。

　　婴幼儿救济方面，救济院设立了专门的育婴所进行管理。该所专事收容南京市被遗弃五岁以下的男女婴孩，加以教育培养。所收婴孩，大多是无人教养的贫儿、孤儿、私生子或因病等无力赡养的弃儿，入所时，育婴所将对其基本信息进行登记并由院医进行体检。入院后婴儿的衣食全由育婴所提供，婴儿哺育大致采用乳母哺养与人工哺养两种。乳母制又分为内带和外带两种方式，内带即雇佣乳母住所哺养，外带即将婴孩交给雇佣乳母带领归家哺养，原则上，一个乳母只哺育一个小孩，但由于育婴所收养小孩日多，乳母不足，只能采用人工哺养加以补充，喂养代乳品如豆浆等。此外，救济院还招收“品行纯真体格健全，高校毕业或同等学历”的女生，教授看护知识，以备录用。针对婴儿经常患病的情况，特在所内设护士长一人，护士三人，定期对婴孩或未成年儿童进行体格检查，按季进行防疫接种。入所婴幼儿不仅得到了生活上的悉心照顾，还得到了相应的领养和接受教育的机会。1930 年2月，育婴所订立领养政策并对外公布，对前来领养婴儿的民众表示欢迎，未被领养的儿童年满五岁则被送往孤儿院生活学习。同时还规定，在院婴儿三、四岁时需入幼稚班、儿童班，由助理员教员教读，以后需升入小学再“视其性情”所近升学或送蚕桑实习，妇女工艺班、护士班、印刷厂任习一科，以便日后谋生。

　　孤儿救济方面，救济院设立了孤儿所进行专门管理。孤儿所设立的初衷是便于对妇女教养所所民所带儿童进行管理。当时妇女教养所节妇堂子女众多，虽设有儿童班，但实际上除了一部分孤儿外，其他都和母亲或祖母住在一起，秩序非常杂乱。1932年，救济院开始将院内儿童依照年龄分为贫儿组和幼稚组，予以集中膳宿、学习、教养。为救济院外贫苦儿童、孤儿所扩大收容对象，先后对收容之居民随带入并有父母的贫苦家庭子弟、无亲属儿童、年龄未达到送入普育小学肄业的儿童、6 岁以上15 岁以下贫苦无依的幼年男女视为救济对象，但贫苦无依男女儿童入院需要由亲邻妥实保证，并填写规定保证书。孤儿所中儿童饮食及用具皆由所方供给，男女儿童分别居住，由管理员与助理员负责管理。为陶冶情感，感受家庭教育习惯，增进对国家社会之观念，孤儿所设置家庭部，将5岁以上11岁以下的孩童分别择定，每户10名，编以“忠、爱、信、义、和、平”等户名，选定1名年长的儿童为家长施以锻炼。所内还开设幼稚园及小学1到5年级各班，聘请有专门知识的教师授以国文、算学、社会等知识。未满7岁的儿童编入幼稚班，由所代为教育，限于条件，幼稚园多以高年级小学生充当教师。年满7岁则送入普育小学肄业，年满16岁者或从普育小学肄业，若成绩优异则送入市立职业学校或市立师范进行学习，其余则留院学习工艺或送至蚕桑试验场施加培训。在所生活期间，孤儿也可被认领出院，但为使孤儿们有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对请领者要求甚为严格。留所留养的儿童达到成年即须出院自谋生路。年满16岁的贫儿及习艺已精的孤儿，孤儿所还可代为婚配孤女。

　　残老救济方面，救济院主要设置残老所进行管理。残老所系原先的残废所与养老所合并而成的救济机构。养老所专以南京市60岁以上的“无力自救男女”为救济对象，确实无力自给、无人赡养，疯癫人除外，申请入院经调查确实便予以留养。残废所居民多来自自愿请求收容，残废者“瞎为最多，衰退者次之，其他跛瘫聋哑驼等，应有尽有，聋哑盲多数是年老者，幼年童孩多经送到盲哑学校”。请求救济的残疾老人大多孤苦无依，入院后其生活保障有了基本保证，“每月每口发给柴米盐菜钱，令其各自炊爨”，提供衣食等生活必需品，为患病老人免费医治，如遇亡故也代为掩埋，定期举办一些娱乐活动以调剂生活，在保障生活需要之外，还按照各所民的身体状况给予剪纸，糊裱等劳作，少数身体健壮者还分配以家畜饲养，作物种植的工作。

　　妇女救济方面，救济院主要设立妇女教养所进行收容。妇女教养所初建时分为济良、贫妇、节妇三部分，后逐渐演变成妇女教养所总所、一分所和二分所。妇女教养总所由济良所改组，主要收容被压迫之妾妇、娼妓、婢女和童养媳等，她们多是因灾荒、诱拐和私逃流落而被收容下来的。一、二分所，主要收容本市贫苦无依的妇女。娼妓是当时妇女教养院主要收容的群体。1928年，南京市政府力行禁娼，所有被查获娼妓均被送妇女救济院教养。为配合警察厅处理私娼问题，救济院还将乞丐收容所房屋腾出一部分用以收容私娼，设院医“检验入救济院妇女，以免性病蔓延”。此后，又在笆斗山附近修建大规模收容所。收容妇女衣被鞋袜及饮食均由教养所供给，所内开办工读班，采取半工半读制，“分普通学科及职业实习二种，普通分国语、党意、珠算、家庭须知、书信五项，职业科目暂分织袜、织毛巾、缝纫、刺绣、手工五项”。另外，教养所也倾力为留所女生谋取出路，将教养期满的妇女信息登报，以使其可择配出院。择配期间，救济院将女生信息如年龄、籍贯、照片集体刊登到报纸或公示在教养所内，应征者审查通过后，认定手续完备即举行婚礼。据调查，教养院女生择夫，多愿意嫁政界、学界人士。

　　游民救济方面，救济院主要设游民习艺所进行收容管理。游民习艺所的前身是警察厅的乞丐收容所，位于距离和平门外十五里的笆斗山。1929年5月收容所归救济院管理，每月由财政局照拨两千元，作为该所之经常费。一般警察搜捕沿街乞丐、游民，就送笆斗山分类教养。“已残废者，归入残废院，年老者，归入养老院，强壮者，归习艺所，以作根本救济之图”。这些乞丐、游民被强制收容到游民习艺所以后，救济院像对待监犯一样进行严格管理，强迫其学习技艺，许多人因此学会了编制草鞋、竹器、芦席等劳作，生产出来的产品甚至还向外推销。

　　救济院的救济理念与弊端

　　中国传统的救济大多停留在简单的施财施物上，采用只养不教的“消极救济”。随着西方先进的“教养皆施”救济思想的引入，南京民国时期救济事业的救助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南京救济院秉承这种“积极救济”、“教养皆施”的思想，把受救济人群按照年龄体质区分开来，对尚有劳动能力的人分别教授知识或手工业、农业操作技能，使尽量多的人能参加生产和技能培训，工读并用，以期望培养受救助人独立谋生能力；对有不良嗜好者还注重其品性的培养，广泛地开办工艺，设立出品处以利营销和工艺的扩大，还先后成立印刷工厂、妇女工艺、游民工艺三个工艺部，后经过整改优化，逐渐形成了三个工场，对有劳动能力的院民施行强制劳动；对出嫁的女子设有“女子家事教育班”，以增加婚后家庭生活之幸福；对孤儿授以文化知识，小学毕业后资送成绩优异者升入高等学校进行深造，将成绩平平者留院或送至院外例如蚕桑试验场施以教养，以使其获得相当之谋生技能。这样既在技能上保证了院民出所后有自食其力的基础，又养成了其劳动的习惯，克服懒惰的恶习，有利于培养他们近代公民意识，同时，生产收入对救济院的经费也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当然，南京救济院也存在一些弊端。首先，救济院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救助孤苦无依的弱势人群，但由于救济院始终未对收容对象作明确的界定，收容人数时常过多，大大超出了其本身的容纳能力，如残废院中有不少是有劳动和谋生能力的人，他们的存在不但加重了政府的负担，还占用了救济名额，使得其他本应受到救济的人没有得到救济。育婴所因为房屋的限制，对婴儿实行选择性的外带制度，令不少奶母为一己私利将自己的婴儿送到救济院登记，然后抱回家养育，以骗取育婴资源和薪资，给救济院育婴工作带来了阻碍，后虽一再严防严查，却始终未能断绝。不少收容的妇女都存在着婚姻等纠纷，使其在院生活始终不得安定。

　　其次，还有来自市府或其他机关的压力，如市府及警察厅都将捕获的沿街游民和私娼，不分类别地全部送至救济院留养，这给救济院的日常管理带来极大不便，使其救助效果大打折扣。且随着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和侵华战争的爆发，政府财政困难，经常性拨款受到很大影响，为维持基本开销，市府虽然将一部分捐税拨给救济院支用，仍难以为继。社会上个人及私人团体的捐助和生产自救自助也从未间断，可收入并不稳定，数额甚微。因而，经费不足直接影响到救济院的运作，院外无以为生的人进院后生活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

　　参考文献：

　　郑忠,徐旭.民国南京救济院社会救济述论(1927-1937)[J].南京社会科学,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