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救荒书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今日可考可查者约有280部，而实际流传的则远不止。

　　一、先秦至隋唐时期

　　由于先秦时期似乎存在季节性饥荒，在政府的组织和干预下，当时的人们已能干预和控制季节性饥荒的危害。干预措施主要包括行荒政和测吉凶，由此构成由先秦直至隋唐时期救荒书的主体部分。

　　在一些先秦文献中，已出现一些与灾荒有关的篇章和段落，如《周礼·地官·司徒》、《尔雅·释天》、《谷梁传》、《墨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但还不算严格意义的救荒书，只能称为灾荒文献。《周礼·地官·司徒》中的“荒政十二”一节，文章主旨直关荒政。“荒政十二”的内容包括散利、薄征、缓刑、驰力、舍禁、去几、眚礼、杀哀、蕃乐、多昏、索鬼神、除盗贼。在荒政十二之外另有一项特别条文：“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财”。这些救灾救荒措施涵盖了减轻灾民负担、稳定灾区秩序、鼓励发展生产、赈济安抚灾民等几个主要的救荒环节。赈济灾民是荒政十二的第一项内容，也是核心部分，其他各项措施均紧密围绕赈济活动展开，体现的是一种以济民为本的理念。此后的救荒书基本遵循荒政十二的格式，以致蔚为大观。

　　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救荒理论和方法虽有突破性进展，但救荒书的发展却极为缓慢，救荒专书很少，特别是关于仓储救灾和灾荒预防的理论。仓储救灾理论在先秦时已初露端倪，战国时魏人李悝首创籴法则：“小饥则发小熟之所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馑饥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李悝平籴法根据粮食生产情况把各年度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以便平抑粮价，稳定社会秩序，实为后世仓储救民制度的理论源泉。西汉耿寿昌秉承李悝平籴要旨，开始在边郡建设常平仓，常平仓一改平籴法取利于民的作法，实行让利于民政策，后来的社仓和义仓也遵照常平仓的利民范式，以救助灾民为设仓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至宋代时形成了体系健全的救荒救灾的仓储制度。但当时并没有人撰写专门著作予以论述。

　　灾荒预防主要指灾害发生前的监测和预报，并据此指导人们的行动，干预灾害的发生过程，降低灾荒风险。在隋唐以前的一些月令体农书中有关于防避灾害知识的记录。但在灾害预防方面，主导性的观念则带有很浓厚的神秘色彩，深受天降灾异理念的影响，导致祈祷弥灾的消极防灾措施的产生和发展。特别在汉代时期星占术与人事活动又结合起来，形成灾异天谴理论，从而使早期月令书中的积极防灾知识也被神秘的灾异天命观所淹没。

　　鉴于此，宋以前的一些月令书和星占、占侯书，若剔除其中的神秘成份，仍能看到古人观天测吉凶的不懈努力，如唐代鹿门老人《纪历撮要》、黄子发《相雨书》、李淳风《演齐人要术》等，特别是黄子发的《相雨书》中根据云气状况推测降雨，可以视为一部救荒专书。

　　此外宋前时期还有一些救荒章节和言论散布于各种史籍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等农书中记载的农业技术救灾措施，个人文集中专门论及救灾救荒的篇章，《通典·食货典》等政书中汇集的大量灾荒资料，儒家经典书籍对救荒救灾的记述和议论等。

　　二、宋元明时期

　　宋代是中国救荒书发展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宋元明三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救荒书，且救荒书的体例和格式也在该时期确立，除文字论述型的救荒书外，还出现了图文并茂型之书。

　　宋代董媚《救荒活民书》是该时期最重要的救荒书。董火胃字季兴，南宋宁宗时期任浙江瑞安知县，根据任内救荒经验编纂而成三卷本的《救荒活民术》，“上卷考古以证今，中卷条陈今日救荒之策，下卷则备述本朝明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可鉴可戒可为矜持者，以备缓急观览”。此书撰成后，对后世救荒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激励了一些主持救荒事宜的政府官员，将他们的救灾感想、行之有效的措施归纳总结，写成救荒专书。

　　明代的《救荒本草》是该时期出现的另一部重要之作。作者朱柿为明太祖第五子，洪武十一年封周王，十四年就藩开封。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朱辅潜心治学，编成《救荒本草》一书并于永乐四年刊行。《救荒本草》原书2卷，后来在传刊过程中有所变化，至《四库全书》编纂时析为八卷，分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对各种救荒植物予以精细描述。因为“本草书中所载，多伐病之物，而于可茹以充腹者，则未之及也”。于是其亲自创办植物园，培育各种救饥植物，经过详细地观察、鉴别，图录414种野生救荒植物，对每一种植物先绘图而后附以说明文字。在描述完植物的性状后，专门列有“救饥”条目标示其食用方法，以指导和帮助灾民采食野菜。该书开创了我国食用野菜研究的新领域。有明一代先后又涌现出周履靖《茹草编》、王磐《野菜谱》、屠本唆《野菜笺》、鲍山《野菜博录》等专书，从而使明代成为野菜类救荒书最多的朝代。

　　宋、明时期政府官员撰写的救荒专书还有：宋代邢爵《耒耜岁占》（一部预测降雨降雪的占侯书，内容“皆牧童村老岁月与畎亩间揣占所得”）、沈立《河防通义》、单谔《吴中水利书》（与前书并称为南北双璧）、明代潘麟长《康济谱》、林希元《荒政丛言》、屠隆《荒政考》、钟化民《赈豫纪略》、陈龙正《救荒策会》、刘世教《救荒箸略》、杨东明《饥民图说》、周孔教《救荒事宜》韵、娄元礼《田家五行》、胡文焕《占侯成书》、王磐《野菜谱》、姚可成《救荒野谱》等。

　　以绘图的形式反映灾荒时期的民生始自宋代，当时出现了中国古代第一幅流民图，即当朝官员郑侠绘制的《流民图》。郑侠字介夫，他反对王安石等人倡行的变法活动，适逢旱灾蝗灾交侵，灾民饥困，郑侠认为其根源在于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将自己所见灾荒期间民众生活状况绘制成图，并附一份奏疏假称急件送呈神宗皇帝，并祁请神宗废止新法，开仓赈济。神宗看后，深为流民图所震撼，“翌日，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常平仓”，赈救饥民。此后流民图遂成为古代救荒文献之一种。明万历二十一年，杨东明将河南水灾情况绘成十四幅流民图并以文字说明，献给神宗皇帝，即《饥民图说》，现原雕版存河南博物院。

　　从内容上看，宋明救荒专书涉及占侯、水利抗灾防灾、灾荒赈济、野菜等内容；由格式而言，亦图亦文的《流民图》、《饥民图说》、《救荒本草》等代表了救荒书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

　　在政书、类书、个人文集等重要著作中也收录了大量的救荒文献。如宋代高承《事物记原·利源调度部》、郑樵《通志·灾祥略》和《通志·食货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国用》、《朱子文集大全类编·政绩》、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荒政》、《册府元龟·邦计部》、《太平御览·时序部》、明代张溥《历代名臣奏议·荒政》、《皇明奏疏类钞·荒政》等书中收集的灾荒史料内容极为丰富。

　　三、清代

　　清代是古代救荒书发展的高峰期，不但创作了一批救荒书，还对前此时期的救荒书作了初步整理。

　　清代学者对传统救荒书的整理基本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在编制丛书时收录了一部分救荒书，二是在类书、政书中汇集了各种灾荒资料。清前期俞森编纂了一部《荒政丛书》，“是书成于康熙庚午，辑古人救荒之法，于宋取董媚，于明以来取林希元、屠隆、周孔教、钟化民、刘世教、魏禧，凡七家之言。又自作常平、义仓、社仓三考，溯其源使知所发，复究其弊使知所戒。”在清代的两部大书《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中，对救荒书也特别重视并辟有专门章节收录救荒文献。《四库全书》中除收集《荒政从书》外，还有《捕蝗考》、《钦定康济录》、《救荒本草》等重要救荒书；《古今图书集成》则在庶征典、食货典、乾象典、职方典、草木典等类目下收集了大量灾荒资料。

　　另外两部比较重要的是徐栋《牧令书》和张英《渊鉴类函》，汇集的灾荒资料数量不少。此外，《皇朝通志》、《皇朝通典》、《钦定续通志》、《钦定续通典》、《钦定大清会典》、《钦定文献通考》、《皇朝经世文钞》、《皇明奏疏类钞》、《皇朝经世文编》、《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经世文统编》、《皇朝经世文续编》、《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二十四史九通政典类要合编》等书中均设置了专门篇章辑录灾荒资料。

　　清代学者将分散的灾荒资料聚而拢之，既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救荒书，也极大地方便了后来者研究中国古代灾荒问题。清代出现的救荒书数量多，范围广，涵盖了救荒总论类、荒政类、农艺类、治水类、漕运类、除虫类、野菜类、历象杂占类等八大类救荒书。

　　总论类救荒书以《康济录》为代表，该书原题《救饥谱》，钱塘县监生陆曾禹作，六卷。乾隆四年吏科给事中倪国琏摘其大要，隶为四卷进呈，乾隆命之日《康济录》。除该书第一卷“前代救援之典”为引述经史文献外，第二、三、四卷则从救荒过程出发，按灾荒发生前的备荒措施、灾荒发生时的救荒措施、灾荒发生后的安抚措施分别论述，其中尤以临灾措施为详。

　　荒政类救荒书有俞森所作《三仓考》、王心敬《荒政考》、徐文弼《赈粥法》、王风生《荒政备览》、汪志伊《荒政辑要》等。

　　野菜类救荒书出现较少，顾景星《野菜赞》为代表。

　　农艺类救荒书虽有几种，但因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新种作物的引进上，如陆熘《甘薯录》、李遵义《种薯经证》、陈世元《金薯传习录》等。

　　历象杂占类救荒书仍有市场，如杨巩《占验》、胡同暄《农占辑要》、吴鹄《卜岁恒言》、周履靖《天文占验》、梁章钜《农侯杂占》、杨德涯《农圃晴雨记》、邹存淦《田家占侯集览》等。

　　治水类救荒书数量虽多，但重在河防，如靳辅《治河奏续书》（又名《治河方略》，乾隆是崔应阶增删而成）和陈潢《河防述言》。其他如张鹏翮《河防志》、徐端《安澜纪要》、《回澜纪要》、张伯行《居济一得》、冯祚泰《治河前策》、《治河后策》、张蔼生《河防述言》、崔维雅《河防刍议》等也是研究清代河防史的重要文献。

　　除虫类救荒书是清代一大特色，除虫对象主要为危害剧烈的蝗虫。除虫类救荒书所记内容，一为追述前代捕蝗事迹，陈芳生《捕蝗考》由“备荒事宜”和“前代捕蝗法”两部分组成；二是记载政府颁布之除蝗条令，顾彦《治蝗全法》分“土民治蝗法”、“官司治蝗法”、“前人称说”和“救荒事宜”四部分；三是讲述清代救荒除虫措施，王勋《扑蝻凡例》的十六则，陈仅在《捕蝗汇编》卷二的“捕蝗十宜”和卷三的“捕蝗十法”。

　　流民图在清代仍有制作和流传，每当灾荒发生后，能书能画的仁人志士以写实的手法描绘灾情和四处流徙的灾民，成为流民图。清代比较有影响的流民图是广西道御史蒋伊曾在康熙十八年领衔绘制的《难民图》十二幅，乾隆时沈铨的《广东灾情图》和顾化龙的《苏州灾民图》等。

　　参考文献：

　　卜风贤.中国古代救荒书的传承和发展[J].古今农业,20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