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苏州善堂、善会林立，是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中心。清末民初，随着会馆、公所的式微与转型，苏州商会逐渐成为联合各同业公会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重要力量。1905年9月，王同愈呈请商部在苏垣设立苏州商务总会，民国初年北洋政府颁行《商会法》后，改组为苏州总商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重颁《商会法》，1930年7-9月苏州总商会筹备改组为吴县县商会。在此期间，苏州商会积极参与并开展了诸多慈善活动。

　　1911年8月下旬，苏南一带因暴雨冲决堤圩，田亩被淹，苏城大潦，饥民发生了抢米风潮。不久，武昌起义爆发，苏州于1911年11月初和平光复。1912年3月27日，“阊门兵变”发生，上千名士兵在阊门劫掠店铺，繁华的金阊一片狼藉，苏城萧条。当年9月，潘祖谦、尤先甲等13名董事具名函邀苏城善士共商救济办法。9月22日，苏州商会公议设立苏城济贫会。为根本解决贫民生计，苏州商会“发起急募义捐，拟先办急赈一次，以救目前，然后再行筹设工艺厂，以养其生”，次第实施。

　　为救助衰落的士门旧族，部分绅商于1921年冬发起隐贫会，通过捐募创设基金，以贷款、息金等方式资助士门旧族营生并培植教育子弟。隐贫会设立后，得到苏州商会及所属各业的支持，会员有商号店铺53家，钱庄、银行29家，租栈业6家。

　　20世纪20年代，全国各地连年灾荒，米价奇贵，苏州地区也时有粮荒之虞。为此，苏州商会一面呈请官府设法禁运米粮出口，一面筹办平粜。从1920年3月开始，苏州商会将米价按月呈报政府，以供决策。1922年入春以来，苏州米价再度飙升，苏州商会再次召集地方士绅，筹议平粜方法。1924-1926年间，苏州商会多次协助吴县政府严禁米粮私运出境，并劝导米商平价，并请丰备义仓筹办平粜。

　　明清以来，作为江南地区乃至全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苏州人烟稠密，商铺林立，砖木结构的建筑时有火灾隐患。尽管清前中期苏州一些善堂及会馆公所设有“水会”、“龙社”等民间消防组织，但数量有限，器具简易，往往是远水救不了近火。1910年6月，恒春久、源泰来等丝业发起创设治安龙社，“继赖徐源茂等各业中之热心公益者互相劝募，玉成其事，共募集洋银一千余元”。该社开办伊始，就改良旧有水龙会章程，拟定《治安龙社试办章程、出龙规则》，对驰救程序及要求、经费、储龙场所等有严密规约。该社的组织规模颇大，职员多达四五十人。从章程规则来看，治安龙社显然已经属于近代新型消防组织。同年11月，苏州商会会友陶镕、赵日升、冯锡麟等人也邀集同志倡募善款，在长洲、吴县交界创设既济水龙火社，各业绅商自发创设的这类新式消防社团，不仅组织严密规范，而且设备器具较为先进，大大提高了扑火救灾效率。

　　20世纪初年，中国近代城市公益事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具有鲜明近代特征的公共文化设施，如公园、图书馆等开始出现。苏州商会在城市公益领域也积极发挥了作用。民初胥江万年桥的修缮，1926年秋吴县沧浪亭的募修，1925年和1931年苏州图书馆筹募基金会与募捐图书，都有苏州商会的贡献。

　　苏州商会成立后，也常常收到其他义赈团体的捐启和苏州府、长元吴三县等官衙为灾区劝募赈款的照会，每次苏州商会都乐善助赈，先后参与了1909年鄂省水灾、1910年江北春赈，1917年顺直水灾、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等重大赈济活动。不仅如此，苏州商会还发挥了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作为首个参与国际赈济的民间组织，赈济日本。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大地震，苏州商会为日灾募捐募集了数以千计大洋，至12月底日灾协赈行将结束时，除已解汇灾区外，又收到各界汇缴捐款1740余元。

　　苏州商会募捐赈济救助弱势人群，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也符合了广大工商业者的最终利益。

　　参考文献：

　　曾桂林《义利之间：苏州商会与慈善公益事业(1905-1930)》，《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