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豫北大旱，入夏又霪雨不止。河南汲县及周围数县受灾严重，逃荒民众很多，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北洋军阀的统治之下，各派为了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7月爆发了直皖战争。应付于战争的统治当局无暇顾及灾民。河南汲县人李敏修约同仁王锡彤、史同文、王荃溶等八人发起成立汲县救荒公所，李敏修被公推为所长。李敏修(1866—1943)，名时灿，晚号暗斋，著名学者、教育家、藏书家，尤其在整理前清二百六十多年河南文化遗产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组织

　　汲县救荒公所成立之初就写明《汲县救荒公所简章》，第一条明确：本公所“以集思广益救灾恤患为宗旨”。救荒公所设董事若干分任“调查、劝募、招待事务”，所长由董事会公推，文牍、会计职务也由董事会公推数人担任。简章规定除了二名门夫、茶役酌给工资外，公所所有职员“一概义务不支薪水”。为了保证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汲县救荒公所还设灾区救济支会，支会会长由支会会员公推产生；汲县救荒公所还设监察员、干事员、会计员和文牍员、中西司库若干，分工明确。

　　二、筹赈

　　汲县救灾公所成立之初，公所同仁先捐洋五千元。汲县士绅、著名实业家王锡彤先生募捐洋一万元，并承担了汲县救荒公所的全部开支。李敏修作《庚申谣》乐府诗十五章，形象描述了受灾民众悲惨境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重视。此后，汲县先后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慈善团体如：北省急赈协会、华洋义赈会、卫辉基督教会、上海北方工赈会等，和个人捐助的各种赈济物品，除了钱粮之外，还有御寒的棉衣、煤炭等救灾物资。李敏修将捐助者的姓氏名称、物品数量、物品用途、所救灾民数量、物品使用后余量等等详细制成表格，赈灾物资的来去明白无遗，这不仅宣扬了捐赠者的功德，也为后人提供了依据和经验。

　　三、查赈

　　为了使有限的救灾物资散发到真正需要赈济的民众手中，汲县救荒公所派人深入汲县全境四百个村庄进行受灾情况调查，规定“查赈必须亲临各区，方可权衡轻重”，按受灾严重程度分为“较重”和“次重”。汲县救荒公所先后经过两次核查，确定了汲县受灾人口为四五万之多。由汲县官绅成立的汲县平糶局负责救灾粮食的采购，并平价卖与灾民，以赈票作为购粮的凭证。赈票分为三等：每户“大约八九口以上”为甲等；“四五口以上”为乙等；“四五口以下”为丙等。赈票则由汲县救荒公所的调查员分发。汲县救荒局调查员认真调查家庭受灾情况，看其存粮的多少，有无牲畜，“衣履被褥之完敝，身躯面色之强弱”来确定赈票的等级，谨防以他家丁口冒充本家丁口。当时的灾民不仅受到旱灾，而且受到溃兵的掠夺。据调查，因溃兵掠夺导致了“衣物钱财牲畜损失估值六十余万元”。救荒公所将受兵灾地区的损失情况分为两种：一种为因溃兵的抢掠而造成的损失；一种为百姓为了逃避兵灾而逃亡造成的损失。”由此，对受兵灾地区进行的抚恤分两种：特别抚恤和普通抚恤。

　　四、贷钱法

　　李敏修、王锡彤等人认为，放赈只能解一时之急。平日有数十亩甚至百亩田地的农民，在灾荒之年不能得到赈济，就会卖牛卖田。等到旱灾过去后，有地的农民又无地可种。于是汲县救灾公所给每户最多借贷二十元，并以十亩地做抵押，设定较高的利息，月息为三分。这样，不是真正贫困的人就不会来贷款，这就救助了真正需要赈济的富农。

　　五、凿井社和赈民社

　　为了从根源上抗击旱灾，汲县救灾公所考虑筹赈以兴修水利。汲县全境“以土法凿井者，不过十分之三”，其余地区为沿山地带，“泉眼太深”，“黄河故道”，用土法凿井不易。于是，李敏修用赈灾余款开办“凿井社”。凿井社的主要任务是贷款资助群众以西洋凿井法开凿井渠，发展农业生产，抗击旱灾，凿井的借款可日后分期归还。

　　李敏修看到有众多儿女的贫穷农家养育子女非常不容易，因此决定开办“振民”社。在受灾极重的地区兴办贫困儿童学校，从有五个或三四个子女以上的贫困家庭选出一二人入校。每个学校可容约三十人，并且选一些会粗浅文理和算术的人作为老师，每月每生给“粗粮数升至麦熟”。这样就使穷苦农家儿童们免受饥饿之苦，同时又使他们获得了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

　　汲县救荒公所救助了大量灾民，其组织及救灾措施也为我们日后的救灾、减灾活动提供了经验。

　　参考文献：

　　李小凤《李敏修与汲县救荒公所》，《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