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初年，山东、河南、山西、直隶等省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苏州、上海、镇江、浙江等地善士在华北发起了大规模的义赈活动。江南士绅的义赈以河南为重点，仅河南一省筹款达40余万两，赈济范围20余县，受赈灾民80余万。但是由于灾情严重，河南灾区卖儿鬻女成风。江南士绅在办赈期间亲眼目睹了妇幼被卖的惨状，正如赴灵宝助赈的上海士绅经璞山在信中写道：“一路车行，但见日逐贩卖妇女而来者，不计其数，均是鸠形鹄面，毫无肉气。一旦鬻之南下，为良为贱，尚未可知。身若飘萍，命同落絮。”严保之、宋珊室在清江暗访时发现，被卖的妇女会受到各种虐待，稍有不从就性命难保，竟还有官员用炮船护送贩运者。

　　在这场特大灾荒中，灾民饿死甚多，灾区人口急剧下降，再加上大量妇女幼孩被卖，有人种欲绝和道德败坏之忧。最早来河南办赈的江南士绅凌淦、熊其英、李麟策在联名致南方同仁的信中说：“保婴为荒政之一，弟等自归德以至怀庆，路见贩子驱妇南下者，百十成群，此时实无孕婴之可保，惟有收养难孩为灾区留些人种而已。”为此，江南士绅开展了一系列对河南妇幼救助的义赈活动。

　　一、劝捐宣传

　　为救助河南灾民，千方百计筹集资金，江南士绅不仅大量印制《河南奇荒铁泪图》，还专门编印了《福幼图》和《仳离啜泣图》，将河南灾民特别是妇幼的惨状公布于众，获取全国民众的同情和支持。除印制劝捐图外，江南士绅还利用《申报》刊登劝捐启示，如谢家福刊登的《速筹福幼图捐启》等。

　　江南士绅的劝捐宣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据事后编印的《征信录》统计，汴梁转运总局（专门为赈济河南收转款项）共收洋3627元，银434334两，钱364千723文。其中，以收赎妇孩名义募集的赈款合银达26381两。

　　二、官截、民遣和代赎

　　当时已有大量妇幼被卖南下，因此，首要任务便是截留，阻止贩鬻者出河南。但是截留收赎“则事极繁重，断非民办所能胜”。为此，谢家福建议采取“官截民遣”的办法，官绅合作。官截，是指河南、江苏两省官方在要冲之地设关卡拦截，不让贩鬻者出河南，下江南。民遣，就是发动民间力量收赎、留养或资送被卖妇女幼孩，使其与家人团聚。

　　当时从河南贩鬻出境者大致有三路：一路自归德而趋徐州；一路自陈州而趋安徽；一路自光州、汝宁而趋湖北。谢家福建议：“在河以北彰怀卫，河以南河陕汝两处适中之地，设立收赎妇女局。遇已卖者赎之，将卖者厚助之，风声所树，必有冒为已卖回里求赎者，是不但穷贩鬻之源，于资遣一举阴有裨益。” 收赎不仅能切断贩鬻之源，而且可以吸引已经外出的妇女回原籍，有资遣之效。另外，谢家福在《代赎子女章程》中拟定了六条代赎办法，即设局须冲途、截赎宜并行、买主准自首、收领须的保、安插须得所、妇女须加赈。由于妇幼被卖情况复杂，江南士绅并非对所有被卖的妇幼进行代赎，而是以“妇女不愿相从一条为准”，顾及到了被卖妇幼的特殊情况。

　　三、义赈机构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在河南义赈筹款和赈济具体设立了如下八个机构：苏州助赈局、扬镇助赈局、上海助赈局、浙江助赈局、江浙助赈局、代赎资遣留养局、修武慈幼代赎局、清江代赎资遣局。这些机构既有合作，也有分工，取得了显著的义赈成果。例如修武慈幼代赎局于1878年六月二十一开局，次年二月十五日撤局，共留孩1065名，代赎妇女51人。

　　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在河南开展义赈，救助河南灾民，同时寓教化于救荒之中，使灾区民众在延续生命的同时，也能延续传统的道德。

　　参考文献：

　　王林《论丁戊奇荒期间江南士绅对河南妇幼的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