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全国14省发生大面积旱灾，江淮流域及华北各省赤地满目，……灾情以长江中下游、沿洞庭鄱阳两湖各县、浙西和淮河沿岸最重。其中苏、浙、皖以旱为主……被灾田亩约占灾区耕地的46%”。

　　一、甲戌全浙救灾会的组建

　　1934年9月，连续三月的无雨导致浙江大旱。全浙公会鉴于灾情严重，认为有必要组建一个涵盖全省的专门救灾机构，故出面协调旅沪各浙江地方同乡团体共同组建一个统一的救灾组织，建立之初暂名为旅沪全浙救灾会，随后正式定名为甲戌全浙救灾会，简称为全浙救灾会。

　　与会单位除组织者全浙公会外，还有湖社委员会、宁波同乡会、绍兴同乡会、台州同乡会、温州同乡会、上虞同乡会、奉化同乡会、定海同乡会、金华同乡会、余姚同乡会、平湖同乡会和崇德同乡会等在沪较有实力和社会活动力的浙江同乡团体。

　　全浙救灾会以许世英为名誉主席，囊括了大部分当时热心公益的上海名人，如常务委员褚慧僧、张啸林、杜月笙、虞洽卿、潘公展、章乃器、褚民谊、刘鸿生等。全浙救灾会以全浙公会为办公基地，建立了从名誉主席、常务主席到执行委员、检查委员等较健全的责任系统。

　　全浙救灾会共分总务、赈务、财务、捐务四个机关，各司其职，主任分别为张申之、屈文六、徐寄庼和杜月笙。甲戌全浙救灾会在审定捐册式样、规定奖励捐募、指定捐款机关等方面也都有一定规章，制定了定期举行会议、常务委员会每星期举行一次会议、各组随时召集谈话等制度，形成职责分明、较为完善高效的救灾体系。

　　二、救灾行动

　　全浙救灾会虽为临时性救灾组织，但有较为完善的赈济系统，成功运用会员的影响力，整合全省资源募集赈济资金，以多种方式对灾民进行了有效的救援行动，展现了民间团体在灾害救济方面的主动因应能力。

　　（一）直接赈济

　　1.快速开展灾情调查

　　全浙公会作为浙江省旅沪人士的一个总团体，人脉资源遍布全省，因而由全浙公会出面领导组建的甲戌全浙救灾会中，各参与单位也像是全浙救灾会在浙江各地的天然调查员。对于调查灾情，有些地区（如嘉兴）是全浙救灾会直接派人进行；有些地区则是因地制宜采用当地原有地方团体派人进行实地考察。由于调查报告均为实地所得，其对灾情的描述甚者细致到各乡各村。

　　此外，全浙救灾会也通电浙江各地方政府，希望各地方政府能尽快将当地的灾情反映给救灾会以便酌情赈济。十月份，救灾会准备到各地设立粥厂，便一次性通电如海宁、海盐、桐乡、崇德等五十四县受灾区域，将已拟好调查表式，交给各地方政府，督促其切实负起责任，尽快调查本地区受灾情况，落实成灾最重、次重各区乡村及待赈人数等情况，以便全浙救灾会制定恰当的赈济计划。

　　2.备齐钱粮，赈济灾民

　　旱灾发生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米价骤升，对浙江乡民的经济压力骤增。全浙救灾会利用自身影响力，从温岭、黄岩等处采购赈米五千石，又定期派会员携带赈款在上海无锡等处采购米粮运往杭州放赈，保证了对浙江灾民的持续救助。

　　义款施用按受灾情况采取阶梯式赈济，“分重灾县五千元，次者四千元，再次者三千元”。对灾民进行急赈。有些急赈是全浙救灾会直接进行的，有些是当地已有慈善团体赈济，全浙救灾会量力拨款补助。

　　（二）整合资源，吸纳赈济

　　作为临时组建的民间组织，甲戌全浙救灾会充分展示了它不拘于条框的灵活性，为多获取赈济资源，采用了多种募集途径，尽最大可能为本省灾民争取到赈济支援。

　　1.联络各慈善团体、金融机构

　　7月，浙江旱情刚起，海盐县告急，灾民纷纷涌向县府乞援，海盐县政府因经济窘困只好对外寻求帮助。由于一时对旱情还无准备，全浙公会没有足够资金赈济，公会就第一时间代海盐乡亲向上海较有影响力的辛未救济会请求援助。

　　9月，全浙公会建成了自己的救灾体系，积极以甲戌全浙救灾会的名义展开和其他慈善团体的合作，为浙江省灾区争取资源。会中有部门专门负责与中国交通、中国实业、中汇、浙江兴业、浙江实业、江浙等银行，通易、中央、通汇等信托公司，福康、顺康等钱庄保持联络，寻求帮助。根据甲戌全浙救灾会在《申报》刊登的乞赈广告中公布的代收捐款处统计，其中有四十二处金融机构向救灾会伸出援手，有的提供了捐款，有的提供了代收捐款服务，拓宽了募捐途径。救灾会还派专人负责与其他慈善团体合作事宜，比如专门派遣两位会员负责与华洋义赈会商洽急赈事宜。

　　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团体主动向甲戌全浙救灾会建议，发挥自己的优势，双方合作举行上海市国货运动提成助赈大会，该会所得义款也全部由甲戌全浙救灾会负责放赈。

　　中国制油厂也积极与甲戌全浙救灾会合作，以救灾会代销肥皂五千箱，每箱提一元作为捐款的方式向灾区捐款。

　　上海市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在促成公共租界内各公司各商号联合举行五天为旱灾义卖的活动时，还特别声明是在甲戌全浙救灾会领导之下。

　　甲戌全浙救灾会与红十字会合作，借助其大平台优势争取到了超越自身募捐能力的资金。且红十字会也将收到的部分海外援浙义款转给全浙救灾会全权负责赈济，如11月红十字会收到的马尼拉华侨杨仲清捐赠三百包赈米。

　　2.刊登乞赈广告，举行赈灾演出

　　9月开始，全浙救灾会以及各成员单位如湖属救灾委员会等便开始在各报纸上刊登乞赈广告。10月的乞赈广告更几乎每两日一登，广告先叙述浙省六十九县的严重旱情与饥民嗷嗷待哺之急迫，再根据社会各阶层经济实力的不同，提出“尺布铢金不嫌少，千仓万镒不辞多，多得一分赈款，即多活一分民命”的号召，继而列出救灾会委员名单，最后是各代收捐款处的名目。

　　全浙救灾会还利用上海汇聚了一批绍剧名角的优势，以甲戌全浙救灾会的参与单位绍兴七县旅沪同乡会为主导，举行赈灾演出。这种寓慈善赈济于娱乐休闲的方式，得到了上海市民响应，募捐到了一定义款，用于赈济浙江灾民。

　　针对募捐，全浙救灾会采取奖励措施，“凡捐款在五百元以上者，由本会赠匾；千元以上，呈由省政府赠匾；万元以上，呈中央政府赠匾。”对为募捐款项奔走呼号的人，则按奖励捐款者数额的三倍计算。对于捐款数额较多的团体或个人，甲戌全浙救灾会还专门撰文登报致谢，如恒社捐助灾区四千元，就得到登报致谢的礼遇。

　　（三）搭建官民、浙沪的沟通渠道

　　相比于一些主要面向底层民众的救灾团体，全浙救灾会的特点在于代表民间与官方的沟通能力上。其通过向官方施压，反映民情，在一九三四年江南大旱之中，为浙江争取到了尽可能多的官方资源。

　　1.寻求政府支持

　　10月27日，得知浙江省政府可能预备将公债用于与急赈救灾关联不大的地方生产事业及整理地方债务之用后，全浙救灾会绕过浙江省政府，直接上书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蒋介石，本着赈灾急于建设，救命重于偿债的想法，希望国民政府可以将省公债确定为救灾公债，“明令指定是项公债用途，专为施衣舍食、平粜急赈暨造林凿井修堤筑圩防灾等需，不许移作别用。”故浙江省政府最终决定将两千万公债中的一百万元拨作急赈之用。虽然结果与全浙救灾会原定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但能迫使省府让步，说明甲戌全浙救灾会奔走呼号的影响力。

　　11月，浙江省政府派员勘查本省各地灾情，报告认为农作物收成嘉兴县为六成半、吴兴县五成、德清县四成半。全浙公会认为该报告将灾象减轻，与事实不符，遂于27日，再次出面发通电，说明“该省委等莅境查勘，已在秋收刈获之后，灾象早成过去，且并未按亩履勘，仅凭里胥坊保等之传述，臆造断定，尤不足以餍灾民之心”。12月，浙江省府改组，借新官主政之际，全浙公会再一次提请废除建设特捐，第一时间向新政府表达了民间要求减少捐税，保存民力，积极救灾的呼声。

　　2.接待浙省来沪乞赈官员

　　浙江干旱情况严重，地方政府本该立即拨款对灾民进行赈济，可当时浙江省各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缺少救济资金。许多地方官长只好向外寻求赈济帮助。全浙救灾会成员自然成为浙江各地方官员寻求帮助的一个重要所在。

　　仅根据10月中下旬《申报》的报道，半个月中就先后有两位县长（杭县县长叶风虎和德清县县长陈焕）赴全浙公会请求赈济。在接待地方官员的过程中，全浙救灾会既做了本省官员来沪的接待与服务工作，加强了全浙救灾会与地方政府的联系，也从地方政府处了解到了官方第一手灾情资料，为深入浙江灾区开展赈济工作提供了帮助。

　　甲戌全浙救灾会，组织体系完备，制度合理，反应灵活；会议决议、成员身份、募款数额、赈济动向都通过报纸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募集义款的方式丰富，渠道多端；且联合沪上其他慈善团体，协同开展赈济工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通电、请愿等方式积极寻求和政府的对话，向政府表达民间的诉求，作为民间赈济团体的代表，对一九三四年浙江大旱的赈济工作起到了极大作用。

　　参考文献：

　　张帆.民间赈济:一九三四年浙江旱灾中的甲戌全浙救灾会[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5.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