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土地制度发生了变化，引起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宋代史料中关于乡村社会地主救济农民的内容相当多，这表明宋代地主对农民的救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

　　一、建立义仓

　　宋代普遍建有常平仓、义仓等备荒仓储。社仓是建于乡村，主要解决乡村饥荒问题的，而宋代地主往往也会参与社仓建设，他们出钱出物，并且参与社仓的建立与管理。根据统计，南宋至少有69座社仓，其中民间力量参与建设的社仓数量有28项，占社仓总数的比例达40.6％。由民间出资创立的社仓中，出资主体就是各地的地主乡绅。例如，朱熹在淳熙九年(1182年)对参与社仓建设的地主乡绅张宗文、王若水、袁起予等进行了表彰，上述数人“各出本家米谷置仓给贷??心存恻怛，惠及乡间，出力输财，有足嘉尚”。

　　还有不少地主独自创立仓储，参与乡村的社会救济。例如，隆兴府武宁县田伦田产颇多，家境富裕，同其兄田佐聚合族人，出谷600石建立希贤社仓，同时集资6万贯建立希贤义仓，社仓低息借贷，义仓折价出粜。

　　二、赈灾救荒

　　灾荒期间，地主往往通过赈粜、赈给、施粥等方式赈济受灾农民。如宋代名士刘承弼“尝属年饥，道馑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劝分实难，请从我始’。率子弟倒廪赈之，不受一钱。富者子弟于是翕然化之，无复遏籴，活者数万”。宋代，参与乡村赈济最为有名的是汉州人李发，朱熹说他“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时，以至于老而丰殖”，成为当地的豪富。李发富裕之后经常“推财让产，恤孤怀幼，周人之急”。“乾道戊子，民饥甚，官为发廪米劝分，而就食李家者日至三四万人”“盖君之为此，自绍兴之丙辰至此三十余年，岁以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几何人矣。”

　　灾荒年间，除了为饥民提供衣食外，地主还为农民提供医疗帮助。如长林人李尧叔，其父“力田治生，以致富饶”，尧叔承之，多行善事于乡里，“岁凶，躬行闻巷，饥者与粟、疾者与医、掩不祭之骨至不可数”。诸暨人张绪悉心治理家业，“平居周救邻曲，多趋人急，或窭且病，遗之珍药，不以为贵靳”。

　　在灾荒年间，面对成千上万的流浪农民，地主往往成为出房安置农民的重要力量。例如仁宗庆历八年(1018年)，富弼在青州任职时，恰遇黄河决口，流民充斥京东一带。当时天气寒冷。富弼发布了《擘画屋舍安泊流民事指挥》，劝谕地主富民广置房屋，并对乡村的各个户等应出的房屋数量做了明确的规定。最后，“八州之间所活者，无虑五十余万人。其募为兵者，又万余人。”

　　收纳流浪农民为佃客，为他们提供衣食谋生之所，也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变相救济，有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如宋臣朱寿隆在任盐铁判官、京东转运使时，“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等等。

　　三、恤贫救困

　　通过对借贷者免除部分或全部债务，也是宋代地主救济农民的一种常用方式。例如，苏轼的妻弟王箴，其“父好赈施，而患贫无以继，乃使治息钱，取其赢以周所乏”。王箴劝告其父：“放于利而行多怨，恐所及者鲜，而取怨者多，曷若师孟子所谓仁义而已乎?”父大惊，取券焚之。又如无锡人沈樗，“性纯厚乐善，家本饶资，好施与。人贷之或不偿，则折券无靳色”。

　　不少地主还为贫困农民无偿提供衣食之需。义乌徐氏为当地的右族，对乡里多有恩惠，“天大寒，视并舍茕独困殍，日赋之食，至于春乃罢。率以为常”。

　　宋代地主也帮助贫困农民安葬家人，例如清河张君“富而好施”，“至婀人之急，则竭其力，恐不逮，故食客常满堂。尝买田三百亩，以待宗党之贫无归者，使葬且养焉”。湖州长兴人郑某，时常接济里人，家境富裕后，“葬族党亲故者十数舆”。

　　宋代地主对农民有多种救济方式，起到了维持农业生产、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作用，但同时也使得农民丧失了部分权利，形成了对地主的依赖。

　　参考文献：

　　张文，陈宇《慈善与枷锁：论宋代地主对农民的救济》，《思想战线》，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