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开展了全国性的乡约“圣谕”宣讲活动、刊刻善书及戏曲禁毁等活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劝善运动，余治就是参与其中的重要一员。清初诸帝十分重视教化劝善，其“圣谕”主要针对百姓日用伦常，以“化成民俗”、劝人向善为目的，是全国性的乡约“圣谕”宣讲活动的基本内容。

　　余治(1809—1874)，字翼廷，号莲村，晚署木铎先生，江苏无锡人，是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中的代表。余治广泛主持或参与慈善活动，足迹遍及江南各地。而余治一生致力于“以乡约劝善”，他“讲约频年，舌敝唇焦，人皆有‘木铎老人’之诮”，其实余治本人也以“木铎老人村学究”自我调侃，且以“苦口宣讲木铎老人”自居。

　　余治一生以“劝导愚蒙，转移风化为己任。行善举，刊善书，孜孜不倦”。咸丰三年(1853)，他“禀请当道，宣讲乡约”；咸丰四年(1854)，“奉郡守侯公世显札，赴乡劝谕”，“集沙(沙洲)民宣讲乡约”；咸丰六年(1856)，“赴各处宣讲乡约”，并著《乡约新编》；咸丰七年(1857)，“念乡约为救时要务，而终患乡愚之不能家喻户晓，遂用俚语别撰诗歌各种劝世”；咸丰八年(1858)，因“宣讲功，由附生保举训导，并加光禄寺署正衔”；同治六年(1867)，因宣讲善功而被“奏加五品顶戴”；同治八年(1869)，“以宣讲赴杭”；同治十一年(1872)，“独自往来茅山、天竺香市入众之会，苦口宣讲”（卢冀野《余治年谱》）。

　　宣讲的同时，余治还亲自编刊各种善书。余治《得一录》卷一《会讲广义》《劝善讲语》，卷二《救溺婴新法》等，大力提倡刊刻分送善书，他自己则刊刻各种劝善书，高已盈尺。道光十四年(1834)，余治在乡里组织惜字会、惜谷会，并著《双惜规条》；道光二十年(1840)夏，无锡遭遇大水灾，余治上书官员，请求赈济和抚恤灾民。道光二十一年(1841)，余治倡议设置粥店赈济饥民，同时著《劝开粥店说》和《粥店十便说》，并刊刻林则徐的《担粥说》，劝人施济灾民；道光二十五年(1845)，余治“鸩资设义塾数处”，编撰《学堂讲话》《训学良规》，并绘图增订《日记故事》；同治七年(1868)，他“醵资为刻善书数种”；特别是同治八年(1869)，余治广采各种善举章程，而编成著名善书《得一录》（卢冀野《余治年谱》）。

　　为使平民都能读懂善书，余治用“俚俗常言”书写，而且为了使劝善更加生动形象，他特意延请画匠绘制善恶报应图，“刊刻传布，裱作挂屏，悬诸茶坊酒肆，或寺院庙宇”。余治还曾“携所刻劝善书画布”游茅山，向游客“演说各种劝善书”。

　　另外，余治以自己的戏曲创作配合清代的劝善运动，“以乡约之法出之以戏”(《上当事书》)。余治的戏曲作品《庶几堂今乐》与其善书《得一录》是相互配合的，其中许多戏曲也是对《得一录》中的某些劝善观念的阐发。《庶几堂今乐》中的戏曲主题大多与清初诸帝的“圣谕”或善书中的某些内容一致，因此这部戏曲集又名《劝善杂剧》，例如清初诸帝特别重视孝悌，余治《活佛图》《前出劫图》《后劝农》主题皆为“劝孝”，《同胞案》为“劝悌”，《公平判》则为“惩不悌”；《庶几堂今乐》还以生动剧情来演绎某些善书观念，例如强调“善”的能动作用、宣扬科第取决于阴骘、倡导敬惜字纸、劝人敬惜五谷等观念。

　　余治的“善戏”经官方及本人的大力推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劝善化俗的作用。而晚清以余治为代表的江南慈善家已将从事慈善事业作为自我实现的主要途径，预示着“职业慈善家”的出现。

　　参考文献：

　　陈才训《余治的“善戏”创作与清代劝善运动》，《北京社会科学》，2014年10月。

　　黄鸿山，王卫平《晚清江南慈善家群体研究——以余治为中心》，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