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上海的慈善团体共约120家，其中位于租界的有50多家，剩下的分布在华界的南市、闸北以及郊外等地。鉴于民国时期上海的社会生存环境恶劣，人们公共卫生意识淡薄，以及长期的社会动荡，人们困苦居多，政府综合治理力量薄弱且缺少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政策支持，致使一旦传染病来袭，政府和社会就缺乏足够的能力来应对和支撑这一局面。故而，一些由当时具有爱国爱民、先进科学意识且拥有一定财力的社会精英发起而创办的民间社会团体（包括同乡和同业团体）主动承担了防疫责任，通过一系列的善举，如施舍棺材、掩埋尸体、施舍粮食衣服、施舍医药、开办义校等来有力地支援了官方的传染病防治事业。

　　一、免费诊疗

　　（一）施种牛痘

　　民国时期上海民间慈善团体的善举中，一直把免费种痘作为防治传染病的对策之一。据1930年的统计，上海华界的死亡人口中死于天花的占3.74%。为此，各慈善团体和医院都积极为贫民免费施种牛痘以预防天花的侵袭。

　　1868年成立的黄氏施种牛痘所在民国时期仍继续活动。

　　联益善会为此刊登广告：“本会近来收埋孩尸，其中患天花身亡者实居多数，本会为保全赤子生命，特登报警告，速至胡家木桥路本会西医院种痘，慨不收费。”1924年，该会共实施接种3207人。

　　1927年，普益社接种牛痘人数共计6000左右，其中：普益医院1596人、西南医院960人、瞿直甫医院952人、中华医院700人、妇孺医院290人、南洋医院184人、求仁医院170人，其中派遣医生赴往各学校接种之人数尚未计入，估计总数也有千余人。沪南慈善会1934年也实施接种753起。

　　（二）施医药

　　每年夏天，随着气温、气湿的增高，细菌性痢疾、伤寒、副伤寒等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来临，大多数民众因为所处环境卫生污秽，个人卫生不到位，往往成为传染病侵袭的首要对象。而他们患病之后，又由于贫穷而无法求医，只能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民间慈善团体目睹此状，便自发对他们实行免费诊疗（施医药），其中有许多慈善团体将夏季的施医药和冬季的施衣米作为其主要从事的活动。

　　据上海市社会局的调查，1929年夏季（6~8月）进行施医药活动的慈善团体和医院共23家，诊疗人数共233213人，平均每天2582人。其中，广益善堂请14位中医在三个月内为26135人实施了免费诊疗、同仁辅员堂请3位中医和1位西医在四个月内向13576人实施了免费诊疗。

　　另外，慈善团体还开设了慈善医院，12家医院同期的入院患者共计4573人，其中346人死亡、4227人治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张礼恒统计），上海共有119个慈善团体，明确注明有施医药行动的就有82个。

　　然而，除了夏季，其他季节也会有人得病，因此有些慈善团体开设整年诊疗所，如1920年，沪南慈善会开始在夏季实行施医药活动，到1934年，它已成了常年开设的诊疗所。普善山庄在1925年的施医药活动共计中医5612起，西医49834起。仁济善堂在1927年施医共134000起。

　　（三）医院救疗

　　民国时期上海的慈善医疗卫生活动，除了上述的施医药外，还包括由外国人开办的西式医院所进行的救疗活动。隶属于基督教新教教会的仁济医院开设于1846年，后成为上海医疗水平最高的大医院之一，一直对穷人实施免费医疗。

　　对穷人实施免费诊疗或者减价诊疗的基督教新教教会医院还有同仁医院、西门妇孺医院、广仁医院、伯特利妇孺医院、上海疗养卫生院分院等。由天主教教会经营的广慈医院，500张床位中有300张留给了贫民，这300张床位一直都是满员的。

　　清朝末年，上海由教会经营的西式医院，无论在住院设备还是在医术上，都明显超出中式的诊所，因而其覆盖了大半个上海的版图。中国的社会精英不甘示弱，开始自办西式医院，相继设立了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市分会医院、广益中医院、沪南神州医院、上海劳工医院等，这些医院都对贫民实施免费或者减价诊疗。

　　1910年以后，传染病经常光临上海。1919年、1920年上海流行霍乱，为应付霍乱流行，1919年，华界慈善团体设立南市时疫医院。在夏季施医药的医院中有几家临时时疫医院，是为了应对夏季传染病而特别开设的。此时，南市位中善堂每逢双日常年施医给药，且该堂附设的时疫救济队经常连日送时疫患者到该堂接受救治。1924年慈善山庄、1927年联益善会都在夏季临时开设了时疫医院。

　　二、收尸善举

　　为传染病死者收尸则是民国时期上海一些慈善团体的长期善举中的另一项。慈善团体收集好尸体后，不仅为死者施舍棺材，还负责将死者下葬。有的慈善团体甚至设有义冢（公共墓地）掩埋死者。如1920年夏季上海霍乱流行，经红十字会时疫医院联系，联益善会向死于该院的2名患者施舍了棺材，并将其中1人埋葬于该会的义冢。此外，通过院方联系，联益善会还向病死于上海时疫医院的因贫无法安葬的死者施舍了棺木并埋葬于义冢。

　　对于民间慈善团体来说，处理倒毙在马路上的无名尸体是比施舍棺材和将尸体下葬更重大的问题，因为这些死者多是因为患急性传染病未得医治而亡，往往成为传染病扩大流行的传染源。从清末开始，同仁辅元堂、同仁保安堂就开始清理和埋葬路上的无名死尸。

　　而成立于1914年的普善山庄是上海慈善界处理这类问题的中枢之所在。其始终以尽仁道之义的宗旨埋葬被遗弃的死尸和棺材。山庄以闸北郊外为中心，拥有60处义冢，依靠会友提供的月捐维持开支。山庄雇佣了40多名夫役用来掩埋各类弃尸，为了快速出动，还备有汽车。因“暴露未收，秽臭堪虞，实于公共卫生大有关碍”，为此，山庄将电话号码登载在上海各大报纸的广告栏上，希望人们在街头各处发现尸体后能立即告知。

　　1927年，普善山庄在南市、租界、闸北、浦东共清理和掩埋了成人尸体450具、儿童尸体8777具。此外，同愿惜字会、广潮善堂、广化善堂等民间社团还清理道路上的尸体和施舍棺材，由于自身无义冢，因而多数和普善山庄协同工作。是年，普善山庄共掩埋成人尸体609具、儿童尸体15487具，施舍成人用棺材45具、儿童用棺材6202具。1930年，普善山庄共掩埋成人尸首1312具、儿童尸首34814具。

　　民国时期，上海民间社团的传染病应对行动在传染病防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弥补了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工作缺失，维护了民众的健康和社会的稳定，有力地支持了上海近代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摘录文献：

　　刘岸冰.民国时期上海民间社团的慈善防疫[J].都会遗踪，20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