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汉族人，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他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为了纪念徐光启而改名为徐家汇）一个小商人的家里。其代表作《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几乎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贯穿着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十八卷二十五万多字）阐释其荒政思想，可见徐光启对“荒政”的重视程度。

　　明代自然灾害频繁，据邓拓初步统计，“明代共历二百七十六年，而灾害之烦，则竟达一千零十一次之多”。尤其是明代中后期，年年灾伤，且一灾牵连数省。明中期以后，宦官擅权，大权旁落，边疆少数民族战火重燃。自然灾害和战争带来了严重的饥荒。徐光启出身农家，自幼即对农事就非常关心。而他出生地上海地处东南沿海，水灾和风灾亦频繁，因此他很早就对救灾救荒感兴趣，并且研究排灌水利建设。步入仕途之后，他利用在家守制、赋闲等各种时间，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设置试验田，亲自进行各种农业技术实验。

　　徐光启的荒政思想既有政策方面，更有大量具体的救灾方法和技术，具有很强的科技色彩。他的荒政思想的根本精神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预弭为上”、“有备为中”，都是在灾荒发生前的阶段，统治者做好防灾备灾的准备工作，积聚财富，充盈仓廪；“赈济为下”是指灾荒发生后，徐光启提出了大量具体的救灾方法和技术。

　　一、预弭为上

　　徐光启十分强调最高统治者在荒政预防中的责任。他引用陆贽的话：“国家救荒，所费者财用，所得者人心。”徐光启主张政府不能向农民征收过高的赋税，他借《谷梁传》之言：“古者税十一，丰年补助，不外求而上下解足也。虽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饥，君子非之”。他主张整个社会生产畅通，统治者不要设置障碍，士、农、工、商各从其业，社会的财富自然也就会得到增加，他引荀子的话:“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窖、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

　　二、“有备为中”

　　徐光启十分重视为备荒而积蓄，他引用吕祖谦的话：“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修李悝平糜之政，次也；所在蓄积，有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但他也注意到了备荒救荒利益之后的弊病，因而他更加注意于百姓自身防灾能力的提高，他希望人民能够采取多种途径增加自己的财富，防御灾荒。

　　三、灾后救助

　　在明代的社会背景下，徐光启“预弭为上，有备为中”的政策施行并不是很好，因此“灾后救助”就显得尤为重要。

　　1、李悝平粜之政。在凶年，防止富民哄抬物价，提倡政府实行平粜之法。徐光启记李悝为魏文侯作平糜之法曰：“籴甚贵伤民。若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贱与甚贵，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故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籴二；下熟，籴一；使民适足价平而止。小饥则发小熟之敛，中饥则发中熟之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而补不足。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2、储备粮仓，在荒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3、设糜粥。徐光启引程颐话：“常见今时州县济饥之法，或给米豆，或食之粥饭。”

　　4、防御、消除蝗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蝗灾频发的国家，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强调了重视蝗灾的重要性，不仅总结了前人对于蝗灾的研究，而且亲自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他详细论述了蝗灾的特点、蝗虫的生活习性等问题，并提出了一整套对付蝗灾的方法。

　　5、开发救荒粮食。徐光启认真搜集了几个食用非主粮以渡过饥荒的偏方，有笋粥法、淡黄韮煮粥法、辟谷方、千金方、生服松柏叶法、食草木叶法、食生黄豆法、服百滚水法、疗垂死饥人法、救水中冻死人法。此外，徐光启全文抄录朱橚的《救荒本草》和王磐的《野菜谱》。这两本书为解决灾荒饥饿问题而著。对于《救荒本草》他做了仔细的考释，并亲尝多种草木，如马兰头、竹节菜、独扫苗等。对有些种类，他还特别指出了它们的食用价值，深化了对这些种类的认识。同时，徐光启又加入很多南方草本植物，在《凡例》中有这样记载：“饥馑之岁，凡木叶草实，皆可以济农。”《野菜谱》收录了六十多种常见救荒植物，而且图文并茂，用通俗的歌谣形式书写，方便普通百姓接受。

　　徐光启从灾荒连年的明末现实出发，寄希望于明末的统治阶层，具有一定的幻想成分。但是其赈灾思想中赈灾方法和技术是我国古代农业科学很好的总结，也体现着徐光启“经世致用，济国为民”的可贵精神。

　　参考文献：

　　赵凤翔《浅议徐光启的荒政思想》，《科学与管理》，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