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传教。英国浸礼会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1870 年来华传教。他赈济灾民、交通大吏、主笔《申报》、接手广学会、参与维新变法，频繁活跃于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并非一帆风顺，从一开始受挫到后来广泛获得赞誉，其转变就在于“丁戌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

　　19世纪海外传教事业迅速发展，长期神学教育下的李提摩太上书浸会布道会，要求到中国北方传道。在他看来，在未基督化国家中，中国的文明程度最高，有利于基督教的推广。1869 年11 月17 日，年仅24 岁的李提摩太从利物浦起程，于次年2 月12 日到达上海，不久乘船抵达山东烟台，开始传教生涯。但是，他最初努力传教的成效并不大。1876-1879 年，华北惨遭饥荒，史称“丁戊奇荒”。面对日益恶化的灾情，李提摩太主动救济。1877 年，李提摩太接受山西救灾的任务。在他看来，这是传教的契机。

　　散发赈款是李提摩太赈灾的主要方式。在山西的灾区，由于赈款不便兑换，他索性让铁匠现场将募捐来的银锭分割成小块发放灾民。李提摩太的发赈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自己站在窄巷尽头，让灾民排队从他那里领取赈款，为防重复领取他在灾民手上盖上油墨印；二，受圣经中基督分饼的启发，他让灾民分行坐下依次分发；三，散赈前，他先派人到村庄仔细记录最穷困人的姓名，给予他们赈灾券，然后安排好日子由灾民凭票到指定地点领赈。第三种方法是他通常的做法。但李提摩太赈灾时甚至会遭遇危险。据《申报》报道说：“闻其（李提摩太）初次往赈携资不多，而饥民麇集，不能遍及，以致有得者有未得者。未得者谓其辱己，怒而殴之，（李）身受重伤。”

　　散发赈款的前提是筹集赈款。李提摩太奔走呼吁，多方筹措。1876 年夏初，李提摩太就写信给友人，描述灾区的惨状，建议灾情见诸上海英文报端“劝捐”。友人读到他的信后，决定将信寄往上海的《每日新闻》（Daily News），并翻译成中文刊登在1877 年4 月3 日出版的《申报》上，题为《西教士劝捐书》（署名“英国教士李提摩太”）。《劝捐书》详细介绍灾情，号召人们伸出援手，捐款助赈。李提摩太的努力很快收到了效果。各口岸赈灾委员会建立起来，赈款源源不断。1877年3 月，由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组成的山东赈灾委员会在上海成立，首次募集就达3000 两银子。同年秋，又陆续在上海和海外募得3万余两银子，汇给李提摩太。另外，李提摩太还从浸礼会申请到500 英镑的赈资。李提摩太将记录山西行程的日记传到伦敦，促成了救灾基金在英国的设立，并在伦敦和各口岸募集赈款约20 万两。除用于赈灾之外，李提摩太还将这些捐款在山东建立孤儿院5处，每处可收留百名孤儿。

　　李提摩太的赈灾理念并没有停留在散赈、设立孤儿院等赈灾应急措施上。1876 年7 月7 日，李提摩太在济南拜访山东巡抚丁宝桢时，提出移民东北、开矿、铺设铁路的建议。但丁宝桢随即调任四川总督，建议落空。李提摩太还向地方官员建议，为孤儿设立新式学校。在山西赈灾期间，他向山西巡抚曾国荃再次提出移民东北、铺设铁路之建议。他认为铁路不仅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且对防止灾荒大有裨益。但他的修路建议被山西道台们以铁路招致外人易肇祸端为由拒绝了。

　　李提摩太的赈灾行动取得一定成效。据称，1877 年11 月他在山东赈灾结束时，至少救助了7 万灾民。在山西，他亲施赈银不少于12 万两。赈灾打破了李提摩太传教“僵局”，《青州市志》记载说：灾荒期间山东青州英浸礼会在凡放赈之地皆发展教徒建立教会场所，当时有名望教者达1500 余人。在山西，当地人“没有一个不敬仰他（李提摩太），他就长久在山西传道”。

　　李提摩太的赈灾行为直接使灾民受益，他所提出的开矿、修路等根除灾荒的理念传播了西方文明。李提摩太通过信函、报纸，呼吁赈灾，让社会各界了解实情，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在《申报》看来，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人，无疑是赈灾的典范。虽然一开始清政府对李提摩太心怀戒备，但他救灾的善举最终赢得了官员们的承认与支持。日后李提摩太之所以能够广泛涉足中国政治，和他在赈灾行动中所获得的社会声望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高鹏程、池子华《李提摩太在“丁戊奇荒”时期的赈灾活动》，《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