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与成立

　　由于侵华战争导致众多儿童流离失所，1937-1938年，先后有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举行的座谈会和《妇女生活》杂志社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抗战期间妇女儿童问题。同时，抗日救亡团体救国会中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女党员曹孟君等人也互相联络，多方奔走，筹划尽快抢救难童。

　　在各方共识合作的基础上，1月24日在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筹备会，推选李德全等九人为筹备委员。保育会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一般通称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因后来各地成立有分会，此时成立的又称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

　　1938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大会在汉口圣罗以女中举行，妇女界、中外来宾等700余人到会，安娥做筹备工作报告。会议选出了包括国共两党和无党派在内56名妇女界人士为理事。13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昌召开第一次理事会，选出了17名常务理事，5名候补常务理事。为争取多方支持赞助，扩大影响，保育会还聘请了286位名誉理事，其中包括国共双方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国际友人，如蒋介石、毛泽东、沈钧儒、司徒雷登等。

　　筹款

　　根据战时儿童保育会简章规定，经费来源自请求党政机关补助和捐募。因此，保育总会在经济委员会下设立了征募组，并在《妇女生活》刊出“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呼吁各界为保育会捐款的文章。

　　对于政府方面的补助，主要由振济委员会拨发，财政部从1939年2月起按月补助保育会3万元，至9月份又增至6万元。到1941年1月，每月补助款又增至40万元。后因太平洋战爆发后，保育总会海外援助受限（保育会经费的主要来源来自海外募捐），又面临物价米价上涨。行政院多次以行政手段施以实物及资金援手。

　　各保育分会、院还努力争取直接捐募。如香港保育院“主要由香港各界爱国人士、社会团体、宗教团体、厂、商、海外侨胞以及国际友好人士捐赠。所得的捐款和用品除自用外，还有多余的上缴保育总会，另外，我们的生活费用还由香港保育分会和妇女会发起各界认养；当时，保育生中要算香港保育生的物质生活最丰富。衣服、床上用品、日用品、学习用品等全部由厂、商提供”。

　　抢救转运难童

　　战时儿童保育会对儿童资格的规定主要在于：“1．阵亡将士之子女。2．抗战将士之子女。3．因参加抗战而牺牲人员之子女。4．做救亡工作人员之子女。5．战区灾童。”战区灾童即难童一直是各保育院保育生中的主体。

　　保育会成立伊始，即着手抢救收容从沦陷区流浪过来的难童。如邓颖超动员组织“武汉小学教师战地服务团”、“抗战儿童读书会”、“孩子剧团”等组织在武汉街头和难民收容所进行宣传，收容无人或无力抚养的难童送往临时保育院。保育会常务理事、保育委员会主任曹孟君也于1938年3月中主持保育人员训练班，还率领首批工作队奔赴开封，短期内即收容近400名难童，带领他们于3月底顺利返回汉口。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形势紧张。保育会开展新一轮抢救抢运难童工作，至8月底，保育会又收容了1300多名难童。

　　由于战争形势和条件所限，汉口临时保育院基本上属于中转站的性质，不断有难童进来，又不断转移到更远的大后方去。第一批被转移的50名难童由保育会输送委员会副主任刘清扬带队，送至湖南芷江孤儿院。

　　6月保育会在长江航运要地宜昌设立运接站，负责转运各保育院送来的难童。7月又在万县、巫山增设了运接站。其他在宜昌的抗敌救亡组织、慈善机构和宗教团体也都积极参与抢救转运难童。

　　保育生的保育和培养

　　保育总会成立之初，经费标准是每名保育生每月教养费5元。随着实际需要变化，到了1945年底，每名保育生的每月费用已升至4200多元。而各地生活水准，各保育院管理水平和直接捐助情况的差别，导致各地区的保育院差异很大。

　　保育生年龄也从几岁到十几岁不等，大多数处于小学教育阶段。总会“所辖各保育院都是依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四二制办法施教，所用的课本也是经过教育部审定的”。总会对保育生的教育非常重视，在1939年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对儿童施行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启发儿童爱国思想与发扬民族精神之教育”。各保育院对保育生讲述祖国历史，宣传当前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组织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此外，各保育院的院长、老师还特别关注到一些因为流浪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性格有所偏差的儿童的教育，在工作实践中摸索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如直三院院长赵君陶总结出九条“实施办法”：1．示范；2．暗示；3．赞扬奖励；4．不当众责备；5．尊重儿童能力；6．预防和减少犯过的机会；7．避免偷窃，事先调查给以适当满足；8．反省；9．情感的联络。每一条下都有论证，还介绍了不同类型孩子的教育转变情况。各院还利用每年一次的院长会议和其他机会报告工作，交流经验，提高改进。

　　除正规文化课程，各保育院都很重视生产劳动教育。“各地保育院都设有小规模的农场和工厂，儿童分别参加农事、畜牧、纺织、缝纫、竹木藤工艺、装订印刷，以及运输等等工作。大部分能做到蔬菜自给，衣服鞋袜自制，簿册自行制订，并藉劳作生产以改善儿童自己的生活。”

　　保育生在保育院完成小学教育后，根据保育总会与教育部商定的办法，“经过考试，成绩好的准许升人指定的国立中学，师范学校或各种职业学校。成绩次的，便送他们到各工厂去习艺”。保育生可以升人的国立中学包括：川境内的国立二中、六中、八中、九中、十二中、十五中、十六中、十七中、十八中，黔境内的国立十四中，湘桂粤三省境内的国立十一中。1942年又在湖南芷江增设国立二十中。关于中学生费用负担，保育总会与教育部洽商决定保育会“负担中学生费用到初中一年级为止；从初中二年级以后，保育生的费用，便改由教育部负担”。另外，位于成都的上海私立光华大学附中也招收保育生，费用由川康盐务局负担。

　　十五中和二十中都是只招收保育生的中学。1944年夏，十五中第一届初中生毕业，但因经费困难无法升高中。教育部与保育总会商定，改十五中为国立荣昌师范，由教育部负担在校学生费用。与此同时，二十中由于屡被敌机轰炸和遭到土匪劫掠，于1944年8月由芷江迁至贵州玉屏，其中高中部并人湖南永绥国立八中，女子部迁往贵州桐梓并入国立女中。1945年春由直十一院改建的思克职业学校是保育会唯一的职业学校，下设建筑、农艺、财会三个组，教会保育生生产和职业技能。另外，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新型学校——育才学校，也一直从保育生中招生。

　　各保育分会和保育院

　　战时儿童保育会总会成立后不久，各地分会和保育院相继建立，接收总会转来的难童和流落到本地的难童。各分会一般是由当地行政首长的夫人出面主持，由妇女界、教育界、宗教界等知名人士组成理事会，负责具体工作。

　　1938年4月-1941年3月，江西、广东、四川、香港、福建、贵州、广西、成都、浙江、湖南、陕甘宁边区、山西、晋察冀分会相继成立，伴随着建立的各地保育院也由战争几经辗转起伏。其中，香港分会于1940年5月奉总会令，向内地转移，至1940年底，绝大部分保育生先后分三批到达贵州。总会将香港分会、保育院并入贵州分会和保育院，香港分会和保育院的工作结束。而晋察冀保育院主要接收父母均为抗战军政干部而因工作无力照管的子女和抗战烈士的遗孤，实行“集中领导，分散管理”办法，保育儿童分散在农村各保姆家中，由5-7人组成小组，小组长负责检查督促。后部分保育生辗转至延安，入延安保育院。

　　除以上分会外，安徽分会和临时保育院因各种原因维持未久即告结束；上海、山东、宁夏、甘肃、西康、云南以及远在印尼的望加锡建立的保育分会只从事宣传和募捐工作，没有组建保育院。

　　另外，保育总会还有4所保育院和两处所属“代养团体”，即由总会交付一定数量难童给这些单位，经费由这些收养单位自筹和保育总会补助共同解决。如由抗日烈士刘湛恩的遗孀为纪念丈夫创办的湛恩难童教养院；基督教会上海伯特利孤儿院在贵州独山、毕节建立的两所保育院；代养团体在湖南湘西有养园战区保育院，芷江孤儿院和芷江天主教堂。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战时”已成过去，保育会开始着手复员工作，1946年2月制订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复员后建设计划”，直属各院和各分会院陆续展开工作。1946年9月15日至21日，保育总会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刊登“战时儿童保育会结束启事”。

　　摘编文献：

　　古为明.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述略[J].抗日战争研究,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