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义演，在文化产业兴盛发展的今天，是很常见的一种慈善形式，而回顾近代，自晚清始，其已作为一种重要的慈善形式，在筹款赈灾，传播慈善思想，推动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缘起

　　中国近代义演，是指知识分子和慈善组织利用戏剧艺术的形式来进行公益募捐，以唤起民众的爱国情操和公益心。义演源起于早先的“搭桌戏”，即以同行义气相助，由其三五好友组织小型义演，帮助某一同行解一时燃眉之急，但基本上规模小，没有团体进行组织，属于临时性的救助。

　　据记载，国内目前的义演活动最早可追溯到晚清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1877年5月11日）的上海久乐园顺天班助赈义演。随后，光绪四年四月丹桂、大观和天仙等剧场数次义演，至此义演助赈的方式已初具雏形。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义演在上海更加活跃，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南、江北发生严重的水灾，上海的一些戏园专场演出，形成义演的热潮。

　　而近代义演能迅速发展并不断扩大影响本质上是受到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影响，一方面，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从晚清到近代，水患、旱灾、风灾、虫灾、震灾、疫病等未曾停歇，又适逢兵连祸结，战争频繁，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抗日战争到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等可谓内忧外患，导致灾民遍野、饿殍塞道的悲戚景象。另一方面，随着近代经济环境的变动，都市工商业开始兴起繁荣，大批的绅商富贵以及新兴的资本家云集于城市，为募集充裕的善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也为义演的出现提供了巨大的财源市场。此外，中西慈善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随着西方各种艺术形式进入中国，中西艺术在近代碰撞与交流，有关慈善的文化和理念也开始融合，并逐步为各界仁人善士所接受，多形式的义演活动在近代城市中日益兴盛起来，并扩展到赈助救灾、济贫助学、支援爱国等多方面，由此，义演也成为近代慈善机构筹措经费的一个新渠道，而不再是仅局限于中国传统“义务戏”的为同行某一人解燃眉之急。

　　慈善义演的形式

　　作为筹资速度最快的慈善募捐方式之一，义演随着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受到慈善机构和慈善人士的欢迎，全国各大报纸也刊载各种义演公告，或赈灾劝捐广告，各种形式的义演活动此起彼伏，义演募捐在近代社会盛行而长久不衰。

　　1.赈灾义演

　　由于中国近代多灾且多大灾，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赈灾义演出现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往往也能取得及时的募捐收入。为赈灾筹款而发起的近代义演为数最多，以下是近代较有名的赈灾义演活动。

　　晚晴光绪三年三月二十八日（1877年5月11日）上海久乐园顺天班助赈义演，是最早的义演活动，即为赈济“丁戊奇荒”而发起。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崇明、宝山一带发大水，丹桂茶园于八月宣布将某一礼拜日演出的所有收入用于助赈，随后，天仙、春仙两家茶园也在礼拜日开演助赈专场。

　　光绪三十二年底（1906年），上海女子中西医学堂学生在张园为苏北灾区举行义演，摹灾区卖妻鬻女之惨状甚凄婉，“闻者颇为感动，争以银券、洋块遥掷之”，“来宾约有千人捐输，颇为踊跃”。

　　1912年中华义赈会因经费不足，商请上海伶界名角在大舞台剧院义演一天，“所得券项，除一切开销外，悉数充赈”。

　　1917年夏季，华北地区发生重大水灾，由广东商界组成的音乐会，发起“筹演义务戏助赈”的义演活动于9月3日在广东会馆上演，“到座者千数百人，津邑人士到场观光者亦不乏人，池子厢房均无空座”，仁人善士热情赞助，义演终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

　　1919年，湖北受灾，湖北义赈会于12月3日请粤东群芳暨粤女伶李季芳在上海大剧院演剧赈灾，在演剧过程中就收到汇丰银行、香港华商等的千元善款。

　　1922年，天津戏剧界为赈济浙江水灾，商请李吉瑞等名角于12月30日起在南市荣业大街主和楼连续义演，此次义演集众多名角于一堂，颇具“名角荟萃”的特点。

　　就助演嘉宾而言，数梅兰芳义演次数最多，包括1926年在沪举行冬赈义演、1931年为江西水灾筹资义演、1934年在河南开封举办赈灾义演等，充分发挥其名角的号召力，为赈济灾民募集了一定量的资金。在沪大型义演几乎均有梅兰芳的助阵。

　　2.社会公益筹款义演

　　除了筹款赈灾，为新型社会公益机构筹款的义演活动也不断增多，如医院、学校、孤儿院等。1905年12月，杭州驻防旗人惠兴女士因办学失败受挫忿而自杀，张展云等人发起哀悼惠兴女士，捐资助学的社会公益活动，邀请田际云，相约新闻界和梨园行合作成立妇女匡学会，并决定举行义演，编演新戏《彗星女士传》，宣传惠兴兴办女学的事迹，筹款助学，将“所收戏价，悉数汇寄杭州贞文女学校，以资经费”。

　　1907年6月2日，上海一医学研究所“借春仙茶园，特邀上海诸名角会串改良时事新戏，看资每位收洋一元，所有余资悉数充该所建造房屋经费”。

　　1908年，一文学社团在上海丹桂园举行数次筹款义演，“所得入场券资，充孤子院之用”。

　　1923年，天津晨钟社为募集办学资金组织别开生面的游艺会，节目丰富多样，“有幻术、音乐、相声、双簧、唱歌、二簧、电光棒，还由社员扮演笑剧、新剧等”。

　　1937年5月27日，章遏云、叶盛章等为京华美术学院建设图书馆举办义演。

　　1937年5月下旬，程砚秋为襄助育婴堂，携其秋声社在新新大戏院连续两天义演，甚至是带病完成演出。

　　3.爱国募捐义演

　　义演募捐筹款有用于帮助国家偿还债款、支持国家建设等方面的内容，一般成为“国民捐”，这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爱国热情的体现，这与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以及国民意识增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清末，《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给中国带来沉重的负担，北京《京话日报》社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梨园行也积极参加到这一运动中。

　　1906年5月，田际云为“报销国民捐”在广德楼重演《惠兴女士传》。

　　同年6月8日至10日，崔灵芝的义顺班也为“国民捐”演出《女子爱国》，并号称“连打旗的人，全都不要钱”。

　　1920年，天津第六、第九、第二十四国民学校三校师生，为表爱国热忱连续两天举办义演募集“国民捐”。

　　1925年上海、粤港两地发生“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反帝爱国运动，为声援爱国运动，演艺界通过义演筹资的方式参与活动，如名角李吉瑞、碧云霞、刘秋兰等人发起多日的义务演出，以“票价每位六十枚，所售票价，统归援助沪案罢业同胞”。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救国热情高涨，义演募捐的次数不断增加，以梨园行为例，1933年3月6日马连良携其扶风社全体艺员与华乐戏院合作，举办以慰问前方将士为目的义务演出戏，共筹款140元。

　　同年，为支援长城抗战，积极组织义演，筹款为长城抗战捐献飞机。在哈尔滨剧场，1月22日，雪艳琴等艺员演义务戏一场；1月23日，富连成科班演义务戏一场；2月11日，荀慧生等艺员演义务戏一场；3 月22日，李吟香、李沁香再演义务戏一场；3月24日，荀慧生、荀令香父子等艺员再演义务戏一场，另有高庆奎、郝寿臣于3 月25日在华乐戏院上演义务戏；金友琴、胡菊琴等于4月1日在开明戏院演出义务戏，等等，“所售票款除前后台少数开销外，扫数送交北平市商会充作救国飞机捐款”。

　　中国近代义演活动的特点与影响

　　纵观近代中国慈善义演活动，其表现出以下特点：义演次数多，频率高，且多为自发组织；剧场义演的慈善目的更趋多样化，包括传统的赈灾筹款、社会公益筹款、支援爱国运动、筹备军饷和物质支持抗战以及为国际灾难进行的义演；且义演的参与者呈现出“名角荟萃”；义演的内容也表现出中西结合的特点，除传统的京剧，戏曲等内容，还有笑剧、话剧等；且组织管理上更是日渐规范成熟，不仅体现在账目的清楚公开，对于义演活动的策划、组织到演出及其后的款项应用均有所体现。

　　正是基于近代义演具备的特征，致使义演在近代社会尤其是近代慈善事业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一，义演作为筹资速度最快方式之一，迅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慈善方式。其次，义演活动提高了公众对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和社会参与，传播了近代慈善思想，加深了公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推动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和进步。其三，义演将演艺和社会公益相结合，丰富了艺术的内涵，体现了演艺界的社会责任感，引导社会树立了良好的风尚，具有社会进步意义。

　　摘录文献：

　　胡娟.中国近代慈善义演[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3).